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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创新人才
周忠和:古鸟类化石的当代伯乐
作者:房琳琳时间:2015-01-28 15:46来源:科技日报
基础科学就是把人类最原始的各种好奇心打上一个个大大的问号,然后每个问号都可以一直追问下去,从过去到未来,从牵引到后果,从主干到分支,知识无尽,乐趣无穷。或许这就是基础科学的魅力所在。而真正能沉得住气、把问题追问到底的人,首先一定是具有科学思维能力的人。

韩愈在《马说》中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句话,若把“千里马”换成“古鸟类”,然后用在中国著名古生物专家周忠和身上,恐怕再恰当不过了。

周忠和,因为1990年的一次独自探访,让辽西热河古生物群及至整个世界的古生物化石谱系上,又增添了一个有可能改变古生物进化脉络的里程碑——白垩纪早期地层中最完整的古鸟化石。

当时的周忠和没有想到,在化石中默默寻觅生命遗迹的科研工作,会在若干年后带给他、以及他的中国同行如此高的世界级荣誉和责任:

45岁担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同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46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入选2012年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首席科学家,并被推荐至“万人计划”,入选2013年国家首批“万人计划”杰出人才;

他带领团队在《自然》《科学》上发表50多篇学术论文,有关成果多次入选美国《发现》杂志年度百项科学新闻、《时代周刊》年度世界十大科技发现、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十大成果、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美国著名古鸟类学家Alan Feduccia曾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撰写评论文章称:“周忠和的发现带动了随后发生的鸟类进化历史上最为重要的突破。”

……

甩掉框框扎扎实实做学问

就在记者为初次见面做深呼吸时,推门迎面扑来的是一个巨大的水墨画般的剪影,层层叠叠的书籍和学术刊物,堆满了书桌和沙发,用“文山书海”形容周忠和的办公桌,丝毫不为过。

紧接着,从桌子后面绕出来握手的,也是一个高壮的剪影,一路带我们走过充满书卷气味的走廊,来到小会议室,才看到周忠和充满童心童趣的灵动眼神。

直言快语的周忠和很谦虚,“我个人的经历就不要讲了吧,还是要多看看未来。”实际上,能取得今天的不平凡成就,还真得从他看似平凡的学术生涯说起。

1982年,周忠和进入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学与地层学专业,之后在中科院研究生院地学部研究古鱼类,1990年毕业后进入古脊椎所参加辽西科考,在波罗赤的一条小山沟里,他发现了一块鱼类化石,属白鲟科,是现代长江白鲟的最早祖先。这让他很兴奋。

科考结束后,当其他人沉浸在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精彩纷呈时,周忠和独自一人兜兜转转,再次来到那条小山沟,竟意外发现了两块保存相当完整的鸟类化石。带回北京后,专家仔细研究得出结论,化石距今有1.2亿年左右,而这一时期的鸟类化石在全世界都很稀少。命运的转折来的如此突然,又如此必然。用媒体的话说,周忠和从此“弃”鱼“从”鸟,专攻古鸟类。

1992年,他与同事为辽西发现的鸟类化石命名为“燕都华夏鸟”。经分析,这是一种反鸟,其某些骨骼特征与现在的鸟类相反。同年,周忠和在国际古鸟类学术会议上报告了他的发现,与会专家认为,这一发现填补了白垩纪早期鸟类演化史上的空白。

周忠和回忆说:“我的运气比较好,刚刚硕士毕业就发现了重要的鸟类化石。”周忠和的“运气”一发不可收拾,在随后几年里,周忠和与他的同事们又在同一地点发掘采集到共计20余个鸟类化石个体。这些化石后来被分别命名为几种不同类型的古鸟:燕都华夏鸟、郑氏波罗赤鸟、北山朝阳鸟和始华夏鸟等,周忠和等称这一鸟群为“华夏鸟群”。

教材和书本上的知识,尽管都是前人探索的智慧成果,但固步自封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周忠和说:“中国有最好的化石资源,我们又赶上了好时候。但要想在理论上有所建树,除了扎实的基础,还需要好奇心、想象力,以及挑战权威的勇气。”

正是跟这只古鸟结下的良缘,引领周忠和与他的团队成员在鸟类、中生代恐龙、哺乳类、翼龙等脊椎动物演化以及热河生物群等领域的研究中,特别是在早期鸟类的系统发育、分异辐射、飞行进化、功能形态、胚胎发育和生态习性的分异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发现和成果,提出或修订了若干理论或假说。

这些成果已成为我国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一大亮点,并使我国逐渐成为当今国际该领域最重要的地区之一。很多周忠和探索的知识,已经被写进国外的教材中去了。

科学人不要太功利太浮躁

虽然一直崇尚“老实人要做老实事”、“要有坐冷板凳和把板凳坐坏的决心”。但周忠和至今难免被人问起一个问题:研究古生物学究竟有什么用?

他会开着玩笑说,“如果我当初考上了第一志愿化学系,可能合成点药物什么的更有用”。

其实,古生物学作为一门古老的科学,除了能够撰写生命史书,回答人类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等基本问题外,还会对宣扬达尔文进化论、预测未来环境变化对人类和生物的影响、提高国民科学素质等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进而推动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

“其实,问这个学科有没有用,本身就有些功利。自然科学人类探索自然本质的基础科学,同样的,所有基础科学的发展都不是面向当前实际的,很多时候就是人类最原始的好奇心使然。人类很早就怀揣像鸟一样飞翔的梦想,直到近代才产生了飞机、火箭、宇宙飞船,要知道,人类能飞上天、能踏上月球、能探秘火星,是无数个基础科学不断发展的智慧结晶。”周忠和认真地分析说。

古生物学这个门类虽然在“满足国家需求”这一项开题计划上很“无语”,但它确实又为中国人在国际学术上挣了“面子”。近年来,我国在古鱼类、两栖类、恐龙类、翼龙类、海生爬行类、古鸟类学和古哺乳动物及地层学,以及古人类学等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

周忠和用“井喷”来形容近20年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研究态势。他的同事、因“二连巨盗龙”声噪世界古生物学界的徐星说,“这得益于前辈留下来的淡泊名利的传统,以及周所长为研究团队营造的世外桃源。不功利、不浮躁,才有今天厚积薄发的成就”。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是1929年成立于北京的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多年来,相继产生了杨钟健、裴文中、吴汝康、周明镇、贾兰坡、张弥曼、吴新智、邱占祥等杰出学者。

周忠和说:“我们所学风好,都是老实人,都在做老实事。我个人真的没什么,团队里有好多人都比我厉害。”他如数家珍——徐星、王元青、张福成、汪筱林、王原等课题组中的一批中青年人才已成为各分支领域的中坚力量。

说话间,会议室门口走过一个年轻的研究员,眼神平和、表情淡然,后背上挂着一个有些残旧但相当实用的帆布双肩背包……

启蒙科学思维比普及知识更重要

“说起来,达尔文还是我们这行的祖师爷。进化理论在古生物学界占有不可撼动的地位。不管鸟类是否由恐龙进化而来,我们所做的努力,就是帮助人类认识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球,进而对地球上存在过的生命和自然产生足够的敬畏。”

认真思考过科普责任的周忠和,在面对公众表现出的对史前地球的浓厚兴趣时,真诚热切地提出,“对公众科学思维的启蒙和教育,有时候比仅仅普及科学知识本身更重要”。

拿古生物研究来说,犹如管中窥豹,见一斑而知全部,联想能力和推理能力缺一不可——既要能从现有的不完整的化石中抽丝剥茧、读出过往时空留给现代人的信息,还要有能力把这些信息通过各种假说联缀起来、还原出来并验证它们。

每天与冰冷的石头打交道,周忠和从不觉得枯燥:“这些化石会‘说话’,里面包含着很多信息,告诉我们地球生物的演化历史、地球环境的变化。可以说,我们古生物学家是在撰写几十亿年的生命史书。”

“同样地,基础科学就是把人类最原始的各种好奇心打上一个个大大的问号,然后每个问号都可以一直追问下去,从过去到未来,从牵引到后果,从主干到分支,知识无尽,乐趣无穷。”周忠和沉思道,“或许这就是基础科学的魅力所在。而真正能沉得住气、把问题追问到底的人,首先一定是具有科学思维能力的人。这一点,我觉得毋庸置疑。”

可以肯定的是,古鸟类的“伯乐”周忠和,还将致力于发现和培养优秀科学家,做个人才“伯乐”。

周忠和深陷在沙发中,眯起一双慧眼,由衷地对这项事业感到“非常享受”。

(原载于《科技日报》 2014-10-15 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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