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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创新人才
从实验室到董事会
作者:丁姗姗 郭宇廷时间:2015-02-02 14:46来源:中国科技人才杂志
许多科学家像肖天存和宋延林这样,为了使自己的科研成果产业化而创业,从实验室迈向了董事会。然而,他们更钟情于自己的科研身份,他们也更清楚,创业不一定是去做CEO。

科研的归科研,管理的归管理

肖天存(右一)在中英科技创业大赛中荣获一等奖(2013年)

2004年,作为发起人,肖天存成立了牛津催化剂公司并担任科技总监。在之后的十年里,他没“刹住车”,又陆续成立了四家公司。

肖天存属于学者中的活跃分子。但起初,他远没有像今天这样赋予自己一种闯荡事业的激情。“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首先希望有个稳定的科研环境。纯粹意义上的科学家只能写论文,出专利,但不能直接操作科研成果落地,影响了后续科研。我在研究中开发的催化剂和甲醇室温启动制氢技术引起了工业界的兴趣,加上牛津大学良好的创业气氛和完善的支持体系,我决定从做研究过渡到创业。”

肖天存的创业原因很单纯,基本出于对自己科研成果的“爱护”。联想集团名誉董事长柳传志曾表达过这种感觉:“自己选择创业,是因为不愿看到自己的科研成果搁置一旁,迟迟不能进入实际应用阶段。”

有类似经历的还有宋延林。宋名片上的头衔是个响当当的科学家身份“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绿色印刷重点实验室主任”,但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北京中科纳新印刷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

宋延林从自己的科研项目—纳米材料绿色印刷制版技术开始,一步步把技术做成了产业。“在项目研发过程中,发现纳米绿色印刷术的应用推广或许能改变印刷产业的格局,这不仅是科研的突破,更是国家的需要。但这项技术必须在实际生产中去验证、改进,不然永远是纸上谈兵。”

在当时,纳米印刷术是一项颇具前瞻性和挑战性的技术,国内还没有企业能够为宋延林的团队配合提供产业化支持,业界也持观望态度,所以,宋延林在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于2009年开始创业。

不少科学家像肖天存和宋延林这样,为了给自己的科研成果产业化打造一块“试验田”而创业,实现了身份的改变或融合,但他们更钟情于自己的科研身份。肖天存就认为,自己“这辈子肯定只能做一个科学家,商业上的事情还是交给商人去管比较好”。

“经过了公司的上市与跨国并购,在加强和世界各地的企业打交道的同时,越来越觉得人要有自己擅长的方面,一个出色的团队也需要不同专长的人亲密合作。所以,科学家还是要做自己专长的事情,科研的本行不能丢。”肖天存说。

1999年,应英国皇家学会的邀请,肖天存到牛津大学奥富森催化研究中心做合作研究。在牛津大学的8年时光里,他成为催化剂研究方面的权威。2004年年底,他以发明专利为核心成立了牛津催化剂公司。

在拿到第一笔投资50万英镑的几个月后,经过与30多家投资公司不停地洽谈和路演,牛津催化剂公司一举登上伦敦二级技术市场,成为市值6500多万英镑的高科技公司。上市之后,公司只出让了不到30%的股份,就换回1500多万英镑资金。

然而,肖天存发现,国外公司的CEO大多并非技术出身,而是擅长管理和具有金融背景的职业管理人。教授、科学家一般只做公司股东或者顾问,不必直接参与公司管理,而是将精力专注于产品的技术改进,提高产品科技含量。

水稻育种专家、深圳创世纪种业有限公司首席水稻育种科学家、湖南袁创超级稻技术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兼常务董事邓启云也认为,对创业的科学家而言,技术是优势,短板就是对市场营销特别是风险方面的把控。

让邓启云付出大量心血的“Y两优900”水稻举世震惊

邓启云是袁隆平的弟子,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学科出站博士后。在邓看来,公司平台搭建完成后,科学家还要继续保证科研,“如果科研不是主线,那创业也就得不偿失了”。

实际上,创业科学家中很少有人具备企业管理专业背景。常有人问宋延林做科研的怎么去管公司,他说:“我的管理法则就是‘少管’,要充分信任你的管理团队。术业有专攻,我负责技术,管理、营销、市场就由职业经理人来做。”

“无论是乔布斯还是比尔·盖茨,他们在企业做大后都会请职业经理人来担任首席执行官,自己退居二线担任首席技术顾问。科学家创业更多的是把握技术方向,很难兼顾经营和管理。因此,科学家创业一定要有合作思维。”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技管理学院院长霍国庆表示。

与纯粹的商人相比,科学家总是少些趋利思维。邓启云之前曾创办袁粮水稻产业有限公司,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合伙投资人更关注公司短期收益,而非长远发展。“长此以往,公司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这实际上也是科学家的科研基因与企业的资本基因之间的矛盾。邓启云认为,经由科学家创办的企业一定是高科技企业,如果科学家在高科技企业中对产品科技走向没有话语权,那么企业一定不会走得很远。“科学家并非一定要追求董事长或者总经理的头衔,但是话语权是一定要争取的。意见和主张能得到管理层的尊重是关键。”

而且,邓启云把科学家分为技术型与理论型的,技术型科学家可以创业,而精于理论研究的科学家还是做科研比较好。

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也是重中之重。“最好能达到互补,一定要有1+1>2的效果。”邓启云说,好团队才能有好产品,“我现在所在的创世纪公司总裁本身也是科学家出身,他非常清楚科技人才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很多理念都一致,合作起来也非常愉快。”

以前,科研人员的工作重心集中在科研项目的申请、实施和验收,最后是报奖。但现在,宋延林把这些看得很轻,认为要做大事就要“看得开”。“如果技术带头人把自己的利益看得太重,那团队必然失去凝聚力。”宋延林说,“中科纳新像我的孩子一样,我绝不会通过它来获取经济利益。我名下所有股份将来都会拿出来:一部分分给最有贡献的技术和管理骨干,一部分成立纳米材料研发与产业化基金,给有研发和创业天分的人提供机会。”

产学研的制度保障

2001年时,肖天存专利寥寥,也没钱投资,就在他窘迫地面临放弃的时候,救命稻草—牛津大学ISIS科技创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ISIS)的一个种子基金出现了。

ISIS基金投资有前景的技术,并给发明人发工资。经过洽谈,ISIS认可肖天存的专利前景,认为可以产业化生产,就给肖提供了帮助,条件是如果肖天存成功,他们将获得一半股份。两年里,ISIS基金为肖天存投入超过12万英镑,公司上市之后,这些曾经的“风险投资”变成了400多万英镑的回报。

ISIS是牛津大学注册成立的独资公司,受权全面管理牛津大学所有知识成果,包括科研成果的评估、保护、商业化,为大学中打算把研究成果商品化的研究人员提供帮助和服务。“在这方面,牛津是英国大学里做得最好的。”肖天存认为,英国大学的一些“科技成果产业化”模式值得国内高校、科研机构学习和借鉴。

有种说法,“拿十个诺贝尔奖,不如一个比尔·盖茨”,言下之意是,就算拿了诺贝尔奖,如果成果不转化,也很难为社会做出贡献,还不如像比尔·盖茨那样给社会带来财富、解决就业问题来得实在。“所以,现在英美等国也越来越注重应用研究。科学家可以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学校不干涉,但如果你做纯学术,路子就可能变窄。”这种看似功利主义的观点,实际上道明了科研之于产业的重要性。肖天存说道。

但是,目前我国科研和产业“两张皮”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企业家认为,中国当下的产业背景还不能承接看起来不够成熟的科研产品。要实现真正的产业引导,就要实现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真正转变,而这种转变首先需要企业具有对科研成果前瞻性的判断眼光。中国当前的状况是,科学家如果不把自己的科研或者专利变成产品,那就没人给你“买单”。

“特别是新的技术,比如纳米绿色印刷技术体系的构建,很可能是行业的变革性转变,很难有人愿意承担前期的风险,只有国家层面来主导。同时,技术发明人要坚定不移,克服产业化过程中的重重困难,将其推广到产业中去。”宋延林说。

不过,邓启云看到,尽管高层出台了很多扶植科学家创业的政策,但是具体到各地的落实,并不尽如人意。邓启云借用一个股市词语——“抄底”(指预计股价很快反弹,趁低点时买入的策略)形容如今创业的大环境。“我国目前非常适合科学家创业,政策也在向这个方向倾斜,这是科学家创业的良机。未来,相信政策等方面也会相应更加规范和制度化。所以我用‘抄底’这个词应该是恰到好处的。应该给抄底时期的科学家创新创业提供一定的保障。”邓启云说。

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 提高创新能力的意见》,其中提到,为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支持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与企业开展合作研究,支持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通过兼职、挂职、签订合同等方式,与企业开展人才合作。邓启云认为,文件用意是好的,但“缺乏细则支撑,致使大批科学家待在象牙塔里持续观望”。

肖天存也同样强调制度保障的重要性。“科学家有传播知识和先进技术的义务,他自己可以不亲自去创业,但是可以通过所在机构合理的安排,使得研究能为社会服务。实际上,无论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是企业里的科学家,绝大多数都有创业的热情和意愿。”比如,在纳米技术领域,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兰·J·黑格尔教授创办了5家以上的企业,哈佛大学查尔斯·利伯教授也开办了十几家公司。

肖天存对比国内外大学后认为,大学应重视自己的社会贡献,其中包括知识传播和科技转化。衡量一个大学的名誉,不仅仅在于有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在于创造了多少就业岗位,学生的工作情况如何。

挡不住的创业

宋延林(左五)在第十四届中国科协求是奖颁奖礼现场(2011年)

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16年中,宋延林先后担任过化学所科技处副处长和高技术局材料能源与化工处处长,还曾代表化学所出任一些公司的董事。这使他对科研院所办企业的问题有清醒认识。“在中国创业,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和商业问题,必须对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状况及发展趋势有深刻理解。”宋延林说。

国家有关部门对宋延林所从事的行业课题高度重视,让他的创业已经不是技术团队自己的事,而成了一种使命,“压力很大”,宋延林坦言这超出了他的设想,“我们必须表现和锻炼出与此相适应的胸怀、气度和能力”。

创业是否需要完全脱离体制,肖天存认为还是取决于个人。“牛津大学有很多教授创办的企业,教授和自己创立的公司关系相处得都还算融洽,经验可以借鉴。关键是要明确时间和知识产权分配,公司找专业人员管理,而不是教授去做CEO。”

相比之下,邓启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当他猛回头想创业的时候,突然发现他所效力的单位是一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由于受同业竞争限制条款的严格制约,他只能选择与现在体制完全脱离,才能实现创业梦想。

宋延林是科学家,但他认为科研人员创业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知识分子有自己的局限:优柔寡断,易钻牛角尖,文人相轻,这些都不利于做企业。”他说,“5年前我觉得自己还没有能力去处理产业化过程中众多复杂的关系。”现在,宋延林认为自己是纳米材料绿色印刷制版项目产业化最合适的负责人:最了解技术、有一定的商业敏感性、在体制内锻炼多年。

创业不像科研,可以在不断的试错中走向成功,“创业者必须有很强的学习能力。一个地方摔一跤,方圆50公里以内就不能再同样摔跤了”。

“商场如战场,湘军名将胡林翼曾将其‘平乱’策略归结为‘杀人如麻、挥金如土、爱才如命’十二个字,我的理解就是说要处事果断、有气量,还要求贤若渴,我时刻用这十二个字提醒自己。”宋延林说。

实际上,“科学家创业”的话题在学术圈和企业圈从未停息。2014年6月在苏州举办的“科技领导力提升交流”活动中,教授出身的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主任、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梅萌就表达了他的担心:“教授总想当企业家,企业家总想当教授,会造成整个社会的浮躁。”

梅萌说,“需要对知识分子创造的价值建立合理的评价体系。整个社会要更尊重科学,更尊重那些潜心20年、30年做同一件事的人,要对这种有理想的人赋予更大的社会价值。”

我国现有对于“职务发明”的权责规定,导致相当一部分科学家(特别是没有行政职务但业务上出类拔萃的普通科技人员)往往对自己发明的成果(知识产权)没有处置话语权,很难体现对科学家的实际尊重。

而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刘忠范担心的是,产学研链条至今没有完善起来,因此创业对科研人员而言是个巨大的挑战。

“也许,有限的一小部分科学家可以成为企业家。”刘忠范表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健全的成果转化机制。很多美国科学家都有自己的公司,但是公司专注的就是技术本身,一旦技术成熟,就会被更大的公司收购,而我国的科学家更多的是拎着书包出去卖产品。我想最重要的是搞好衔.接。”

肖天存就乐观许多。“除了军人、官员等特殊身份的人,创业应该是自由选择而不应受限制的。如果说科学家不能创业,那这个逻辑推而广之,农民也不能创业,工人也不能创业,社会活力就会降低。”他说,“科学家创业需要有全局眼光,要和时代需求结合起来,还要洞察先进科技,在产品设计和开发方面,技术要有新颖性以及环境友好性,但对人或者社会有害的绝对不能碰。”

尽管争议不断,质疑常有,困难重重,但越来越多的科技工作者开始投身创业,大有星火燎原之势。记者据相关数据统计发现,科学家创业大多集中于生物医药、新能源、精细化工、卫生食品以及互联网产业链等领域,不少企业在历经技术、市场、资本、股权等“门槛”的检验后,如今在创业板上正风生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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