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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创新人才
创新人才生态 建设人才强区——来自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调研报告
作者:科技部科技人才中心调研小组时间:2017-10-31 11:23 来源:《中国科技人才》杂志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才工作多次做出重要指示,强调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在2016年5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3会”上,习总书记提出“我国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关键是要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科技人才培育和成长有其规律,要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为科技人才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在创新实践中发现人才,在创新活动中培育人才,在创新事业中凝聚人才,聚集天下英才而用之,让更多千里马竞相奔腾。”习总书记的讲话为中关村“人才特区”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此,2017年5~9月间,我们对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人才特区”创新创业生态建设进行调研,更深刻地体会到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的深刻含意。


“而立”之年的中关村与“百年”硅谷,在人才聚合力、环境吸引力、企业竞争力、科技先导力、创新驱动力“5力”指标方面的比对,无论对世界文明进程还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发展,都极具价值和意义。详见《中关村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中关村与硅谷对比》(表)。


一、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人才特区”先行先试探索与实践

国际知名媒体英国路透社,曾以《中关村看得见的创新正成为中国经济“一抹亮色”》为题,报道今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该通讯社记者走访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所见所闻:

“中关村展示中心的面积有1万平方米,在这里集中展示了中关村在人工智能、3D打印、大数据与信息安全、生物健康、节能环保领域的360多家企业的570多项前沿创新成果。”

路透社还重点报道了中关村的“独角兽”企业和政策创新。

“独角兽”是指估值10亿美元以上尚未上市的企业。2016年中关村“独角兽”企业共有67家,包括滴滴出行、美团点评、今日头条、我买网、OFO共享单车等,其数量占全中国“独角兽”数量近半,为49.7%,估值总和为2137亿美元。

有研究表明,美国和中国两个国家垄断了全球80%以上的“独角兽”公司,而排在第三位的印度占比只有约4%。从行业分布看,中国共有16个行业诞生了“独角兽”公司,其中电子商务、金融、文化娱乐行业在数量上分列前三,占据总数的46%。蚂蚁金服、陆金所、京东金融等企业拉高了金融领域的整体均值,今日头条、VIPKID则在文化教育领域优势明显。

路透社在报道中分析认为,北京拥有众多优质高校的天然资源和得天独厚的首都光环,其优良的硬件设施无疑为中关村赢得良好印象分,而政策方面向科技企业的倾斜,以及中央政府力推示范区的政策效应,或许是中关村园区企业能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国家的力量与政府的作用,是中关村“人才特区”先行先试的根本。

(一)国家力量与政府新政,是中关村“人才特区”先行先试的根本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分行)高级经济学家、清华大学讲席教授文一,曾在他所著《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中设问:正在崛起的中国,为什么在前3次工业化中未能引爆工业革命,而第四次工业化很顺利。他认为,在没有国家力量和正确产业政策的帮助下搞工业化,完全让位于所谓的市场力量,就等于让小孩在原始大森林里靠自己去发现数学知识一样,是不可能成功的。

文一以18世纪中期以后英国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例,指出在开启工业革命之前的“助跑”阶段,英国历代皇室和政府自16世纪起就开始以举国之力为本国乡镇企业提供和创造了全球最大的纺织品市场、棉花供应链和贸易网络——这才是引爆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秘诀。他还引用哈佛大学史学家Sven Bekert的观点:“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使其有能力在经济、法律、行政管理、基础设施和军事方面所向披靡、穿透它所想波及的领地,英国的工业化简直就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文一说,其他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如法炮制了英国式的由强政府引领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培育了商人阶层并为本国制造业创造了自己的世界市场,比如美国、法国、德国、俄国和亚洲的日本。

不同于上述发达国家的殖民与掠夺史,对于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文一认为,“依靠国家力量,遵循正确的产业升级政策主导市场经济发展,就是中国成功的秘诀。”

文一说,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工业革命,都有着“胚胎发育”式演化模式。工业革命这个问题,人们以前不太去研究,现在研究才发现有一个非常惊人的模式,叫做“胚胎发育”模式。中国奇迹符合“胚胎发育”规律。经济发展,与大自然很多奇妙现象一样,服从“胚胎发育”基本原理,即个体的发育,需要在很多关键环节重复整个“类”的进化过程。

中关村是中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沿阵地,中关村中国特色自主创新先行先试道路是砥砺奋进的有益探索,中关村“人才特区”是科学方法论的成功案例,其制度创新与建设创新体现了体系化、精准化、专业化、人性化、国际化“5化”。

(二)中关村“人才特区”制度创新与建设创新“5化”(体系化、精准化、专业化、人性化、国际化)

2009年,金融危机的幽灵从美国次贷危机起步,而后开始漫延全球。正是在这一年的3月,中国国务院批复中关村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两年后的2011年3月,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和北京市决定: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下称“中关村”)全面建设第一个人才国家级管理改革试验区,中组部等15个中央部委与北京市联合印发了《关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人才特区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

《意见》提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提出实现中国特色人才特区总体目标,即“人才智力高度密集、体制机制真正创新、科技创新高度活跃、新兴产业高速发展”;提出建设人才特区5大任务:1. 大力聚集拔尖领军人才与科技创新要素,2. 搭建高层次人才自主创新平台,3. 建设高层次人才创业支持体系,4. 创建具有国际水平产业环境,5. 完善高层次人才发展服务体系,提出实行13项特殊政策,入选 “千人计划”“海聚工程”和“高聚工程”的中关村高层次人才,可享受相应待遇。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工作,明确将“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纳入北京城市功能定位,要求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2016年9月,国务院印发《北京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总体方案》,明确中关村示范区为主要载体。

为在2020年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中关村坚持“深化改革先行区、开放创新引领区、高端要素聚合区、创新创业集聚地、战略产业策源地”的战略定位,在中国特色人才特区建设中,搭建对接中央各相关部委和协调北京市属各部委办局的高效工作体系,积极推动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与政策创新先行先试。

有关中关村“人才特区”制度创新与建设创新的探索与实践,科技部人才中心主任李普将其归纳为“5化”:体系化、精准化、专业化、人性化、国际化。其一,落实先行先试政策,管理与服务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体系;其二,构建创新创业生态,精准对接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战略导向;其三,精准化与专业化实现了有效搭配;其四,营造人性化心理环境,凝聚人心,实现共振与共鸣;其五,科技创新创业服务接轨世界。

中关村“人才特区”制度创新与建设创新的探索与实践,还呈现如下8大特点:

1. 以全球视野和人才强国战略思维引才

●  首创10项更加开放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

2014年12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中关村先行先试“新新四条”。《外籍高端人才永久居留资格程序便利化试点》是其中之一。201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不足一个月时间,3月1日,在公安部等国家部委支持下,中关村启动并实施了20项出入境便利政策措施,其中“开通绿卡直通车”“设立审批服务窗口”等先行先试10项政策为全国首创,主要针对外籍高层次人才、创业团队外籍成员和企业选聘的外籍技术人才、外籍华人、外籍青年学生等4类人才,提供永久居留、口岸签证、长期居留许可等出入境便利。

联想集团公司引进的美籍副总裁黄莹,曾在飞利浦、IBM等公司工作22年,新政出台前,像他这样的外籍高管工作居留证需每年一签,有了“绿卡直通车”,50个工作日即可拿到永久居留证。

新政吸引了许多在世界500强企业任职的高管人才。曾在强生、巴德等跨国公司担任高管的洪颖,在获知中关村“绿卡”新政后,决定签约北京泛生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为这家公司的首席运营官。

目前办理申请该项申请的306人中,已有254人获永久居留证。 

与此同时,中关村推出的外籍人才在华永久居留积分评估政策,开启了国内首次探索市场化外籍人才评价引进机制先河。“中关村外籍人才申请在华永久居留积分评估工作”,主要适用于中关村创业团队外籍成员和中关村企业选聘的外籍技术人才两类群体。对于中关村创业团队外籍成员,要求所在企业在中关村且本人担任企业总监及以上职务或在企业持股5%及以上;对于中关村企业选聘的外籍技术人才,要求本人担任企业总监以上职务或是某项技术攻关研发团队的负责人。积分落户分数评估标准,围绕学历、年龄、在华工作年限、工作方式等设置了8项一级指标和若干项二级指标,包括对中关村创业团队外籍成员的评估,侧重创业团队的发展预期、成长实效、团队素质和结构等,以及创业团队外籍成员为中关村带来技术、投资、团队等方面的贡献;对于中关村企业选聘的外籍技术人才的评估,侧重外籍技术人才实际工作能力、是否为中关村急需紧缺技术人才及其为企业和中关村带来经济社会效益等方面贡献。

● 在全球坐标系中选聘战略科学家

2016年5月,中关村发展集团在美国硅谷成立“中关村硅谷创新中心”,设立海外科学家办公室与海外博士后工作站,聘请著名物理学家、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张首晟等8位世界顶尖科学家,担任首批中关村海外战略科学家,深度参与中关村科研与机制建设。早在2013年,张首晟联合中关村发展集团成立丹华基金,在全球范围孵化前沿技术与高端项目,迄今已投资了50多家企业。2017年9月,中关村海外战略科学家委员会在中关村硅谷创新中心成立,与此同时,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研究员、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张毅等8位科学家,受聘为新一批中关村海外战略科学家。

2. 接轨“千人计划”,聚焦科技前沿高精尖缺人才

近年来,中关村以全球视野揽科技前沿高精尖缺人才,在接轨“千人计划”中实施“海聚工程”“高聚工程”,支持国际高端人才领衔新型科研机构建设,使得中关村科技前沿企业近80%的企业负责人拥有领军企业高管或海外留学背景。截至目前,中关村地区拥有国家“千人计划”专家1188人,占北京地区80%,占全国20%;入选北京市“海聚工程”共589人,占北京市66.1%;遴选中关村“高聚工程”292人。其中包括200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费尔研究院首席科学家艾尔伯·费尔等世界顶尖人才。

(1)着力营造“类海外”人才发展环境

作为21世纪一个重要的新兴科技领域,纳米技术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然而迄今鲜见关于纳米尺度电源系统研究。中关村着力营造“类海外”人才发展环境,让中关村一举在“纳米能源”领域与美国站在一起。2014年6月,为纳米发电机发明者、我国“千人计划”特聘专家、欧洲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外籍院士王中林量身打造的研究中心——中科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宣告成立,其力电转化、热电转化、光电转化、混合发电等多个领域研究一齐铺开,王中林团队抢占的都是当今纳米科技领域制高点。

追随王中林科研而来到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的翟俊宜博士认为,中关村独特的人才生态环境,还体现在高校和科研院所比较集中、人才密集上。他认为它的好处是便于交流,特别是便于学科交叉合作;还有就是很多科研设备可在附近研究团队共享。他说,美国一些国家实验室由于当初是为研制核武器,因而基本上都建在沙漠里,比较分散。

像纳米能源研究所这样的新型科研机构,在中关村逐渐多了起来:

2014年8月,北京协同创新研究院成立;

2015年8月,北京大数据研究院成立;

2017年3月,北京石墨烯技术研究院成立;

2017年6月,中国科技大学“1+2”协同创新平台成立……

(2)“4个转变”促前沿企业领军人才脱颖

北京柏惠维康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达,感佩中关村对高新技术企业独具慧眼。刘达团队研发的国内首台微创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曾于1999年实现了国内第一例外科手术机器人临床应用,后来又实现了国内第一例机器人远程手术,200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然而这位北航毕业的工学博士、德国洪堡大学博士后,当年初创公司时困难重重,前途渺茫。2016年4月,中关村管委会原主任郭洪调研前沿企业,发现了这项技术的巨大优势和应用前景,很快该公司被列入中关村前沿企业并给予一系列政策扶植,同年7位副国级领导人前往调研和参观,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采访报道了近10次,使得企业吸引了大量社会资本,进而得到迅速发展,一年之内公司估值从4000万升至4个亿。

2017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中关村前沿技术企业”有36家挂牌。这些企业平均成立年限仅3年,共同特点是拥有重大颠覆性原创核心技术,具有面向市场的高速成长性。目前这些企业估值已超630亿元,部分企业已达估值10亿美金的“独角兽”级别。

这些企业的产业领域涉及广泛:一是以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二是生物医药和高端医疗器械;三是颠覆性新材料。如中科寒武纪开发了全球首个深度学习专用处理器架构指令集;商汤科技在全球首次实现人脸识别算法,准确率超越人眼识别;诺亦腾开发了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基于MEMS惯性传感器的动作捕捉技术;地平线的自动驾驶“雨果”平台和智能家居“安徒生”平台取得多项世界领先成果。

为促前沿企业及其领军人才脱颖而出,中关村大胆创新工作方式,实现“4个转变”:

其一,评审方式,不再是传统的闭门专家评审,而是变为公开路演,每场由10名左右专家和近百名专业人士、投资人共同参与。

其二,负责评审的专家,由单纯的技术专家扩大到“技术+投资+产业领域”3类专家共同评选,项目遴选标准也从过去的“技术先进”,变成“技术+社会需求+市场前景”多元标准,更加关注市场潜力、社会效益、核心团队、行业影响力和业务成长性等多个因素。

其三,项目来源,由单一公开征集转变为“公开征集+中关村双创体系推荐+主动挖掘”等多渠道并举,最大限度地扩大项目来源。

其四,支持方式,重点地对入选的前沿企业优先提供中关村双创体系的投融资、宣传、展示、落地、市场对接、知识产权等系统服务和政策支持。

近年来,中关村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创新引领工程,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效应已显现:电子信息领域规模1.83万亿元,约占全国11%,是2011年的2倍,集聚了联想、百度、京东、小米、奇虎360等一批龙头企业;生物医药领域规模1872.9亿元,同比增长15.0%,年均增速24%,利润率连续13年在国内医药发达省市中排名第一,企业数占全国1/6,形成了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亦庄生物医药园、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等特色园区;新能源领域规模4820.2亿元,占全国1/10,已成为国内最大的节能环保产业研发服务和技术辐射中心。

3. 突破人才评价机制与创新创业激励机制障碍

● 改革人才评价机制率先开通职评“直通车”

2013年7月1日,北京市出台《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端领军人才专业技术资格评价办法》,旨在形成并完善以品德、能力、贡献、业绩为导向的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中关村率先开展人才职称评审改革,对企业急需引进的紧缺性关键人才建立人才破格引进通道试点;并依托社会化职称评价平台,率先开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和研究员系列职称评审“直通车”。

● 实行市场导向成果转化与创新创业激励机制

围绕成果转化和创新创业,中关村积极探索多部门一同研究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措施,在科技成果使用处置收益管理改革、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科研项目经费管理改革、股权激励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2010年年底,国务院同意支持中关村实施“1+6”系列先行先试政策。其中,“1”,是该系列政策中最重要的一项:搭建中关村创新平台即中关村科技创新和产业化促进中心,该中心已于同年12月31日正式成立,下设9个工作组,建立跨层级、跨部门的集中统筹工作机制和协同创新组织模式。“6”,是在科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权、鼓励创新创业税收试点、股权激励、科研项目经费管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建设统一监管下的全国性场外交易市场等方面6项新政策。

2013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关村举行第九次集体学习的前一天——9月29日,国务院同意支持中关村开展“新四条”政策试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中文化产业支撑技术等领域范围试点、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法人合伙人企业所得税试点、技术转让企业所得税试点和企业转增股本个人所得税试点等。2014年,中关村推动有关科技成果转化的市级创新政策“京校十条”“京科九条”的实施。

一系列突破性政策的实施,使得科技人才能够直接享有成果转化收益,充分释放高校、科研院所的创新活力。北京理工大学通过成果入股并对核心技术团队实施股权激励,实现了雷达系统、卫星导航等产品的产业化。作为产业化的理工雷达公司,近年来累计实现销售收入449亿元,员工从成立时的30余人已发展到目前近600人。2015年该公司以736亿的估价与上市公司重组,实现了国有资产的大幅增值。截至2015年年底,中关村即有105项激励试点方案获得批复,404名科研和管理人员获得股权,激励总额2.17亿元,人均激励额度53.6万元。

4. 一站式”精准化管理服务构成中关村独特风景线

(1)中关村智造大街:高端产业人才聚集效应显著

中关村智造大街高端产业人才聚集效应显著,自2016年7月启动至今,入驻企业及项目共计368个,入驻率达95%,包括清华、北大、中科院、西安光机所等围绕智能制造核心技术和生态链的创新平台以及美国Plug & Play总部等转化平台。

为了让科技类企业能够在这里完成从研发、设计到生产、推广的所有环节,智造大街最核心的“敏捷制造快制中心”,围绕智能制造领域提供“一站式精准化服务”,打造了涵盖敏捷制造、工业设计、技术研发、检测认证、小批量试制、科技服务、市场推广7种服务的服务链条。目前智造大街已服务超过5000家企业。按照《中关村示范区领军企业创新升级领航计划(2016-2020年)》,针对一批领军企业和潜力企业需求,这里正在统筹协调相关委办局、各区政府,形成合力,加大精准服务力度。

(2)中关村创业大街:中国创业创新发源地中外孵化团队云集

作为中国创业创新发源地,中关村创业大街自2014年6月12日开街以来,以创业创新需求为导向,基于“创业投融资+创业展示”两大核心功能,以及“创业交流+创业会客厅+创业媒体+专业孵化+创业培训”五大重点功能,经历业态调整、机构集聚、产业升级的不同阶段发展,目前入驻机构累计孵化团队1900个,其中海归和外籍团队222个,获得融资743个,融资成功率39%;总融资额91.04亿元(人民币),平均融资额1225万元,其中融资超过1亿元的企业40多家,“独角兽”企业2家。

中关村创业大街还与美国、以色列、英国、德国等20余个国家的30余个机构开展合作,吸引全球创新资源和人才汇聚,助力高精尖技术与项目落地。

(3)知识产权一条街:“中关村标准”彰显国际话语权

国际标准,被称为全球顶级博弈。截至2016年12月,中关村企业和产业联盟已发布标准6173项,其中独创国际标准229项,在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高端显示等领域逐步掌握话语权。

专利和标准的数据体现了中关村的原始创新能力。创新产出能力持续提升。上半年,中关村示范区企业共申请专利34386件,同比增长13.5%,占全市比重56.5%;获得专利授权量21059件,占全市比重56.2%。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20621件,同比增长17.9%,是全国增速的近3倍;发明专利授权量8978件,同比增长16.7%。截至2017年6月底,中关村示范区企业拥有有效发明专利72004件,占北京市企业同期有效发明专利量的64%。

如今,中关村知识产权大厦已入驻20余家高端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以及国家专利局北京代办处、中关村知识产权保护协会等单位。

5. 中关村“人才特区”全球创新引领作用显现

独特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是中关村的核心竞争力。

作为我国科教智力资源最密集的地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源地,中关村人才、技术资源的高度聚集,带来了嗅觉灵敏的资本聚集。如今,中关村已形成人才、技术、资本的“新三驾马车”,为中关村新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而“新三驾马车”发力的背后,是中关村持续先行先试、深化改革释放的巨大动能,在为“三驾马车”加油助力。

独特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提升了中关村的核心竞争力,如今其全球创新引领作用已开始显现。

“独角兽”企业仅次于美国硅谷。

“独角兽”被视为新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风向标。2016年,中关村67家高速成长的创新企业“独角兽”,占全国130余家一半;在全球仅次于硅谷,成为全球创业企业爆发式成长高地。多伦多大学校长梅瑞克·格特勒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全球,只有少数地区拥有4个以上“独角兽”公司。“一个城市有4个‘独角兽’企业,这个城市的创新能力就比较强了”。

如今,中关村已成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高地,形成了以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节能环保、新材料、新能源等为代表的六大产业集群。上半年,六大产业集群实现总收入15693.4亿元,同比增长14.0%,占中关村总收入比重73.3%。

中关村“双创”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近5年间,优化创业服务,形成了由97家创新型孵化器、29家大学科技园、26家特色产业孵化平台为代表的创业服务体系,有活跃的产业联盟、协会商会、民办非企业组织超过500家,形成了以中关村创业大街、中关村智造大街、“回+”双创社区为代表的特色创新创业集聚区。

目前,中关村拥有高新技术企业近2万家,年收入过亿元的企业3273家,是2011年的2倍;上市公司从2011年的200余家,增加到目前的313家。

6.“特区”人才从中国的硅谷走向世界的中关村

如今全球创新的版图上,美国硅谷、中国中关村、以色列,是以创新创业为特征的3大尖峰,是积聚全球优质创新创业资源的创新中心。

2017年9月,中关村与硅谷进一步强化创新生态链接,中关村管委会与加州湾区委员会签署合作协议: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建立专家智库及科技创新技术平台、支持企业建立联合研发平台等,推动中关村与硅谷两大创新区域资源整合与务实合作。

一年前的5月11日,坐落在硅谷核心地带美国圣克拉拉市的中关村硅谷创新中心揭幕。这个7000平米的空间,集合了孵化器、加速器、跨境办公室、展示中心、路演及活动区等多种功能。这是一项战略性举措,是中关村和硅谷沟通的窗口,也是中关村企业走向硅谷、走向世界的重要平台。

2017年3月,中国和以色列在北京共同发表联合声明,确认两国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8月3日,由中关村大街运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和以色列康帕斯投资集团共同设立的中以创新中心签约仪式,在赫兹利亚跨学科研究中心举行。11月,中以创新中心将在中关村正式成立。

迄今,中关村已形成覆盖全球重点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人才联系网络。自2000年6月以来,中关村管委会经北京市委、市政府批准,先后在硅谷、华盛顿、东京、多伦多、伦敦、慕尼黑、悉尼、布鲁塞尔、赫尔辛基以及我国台湾等10地设立了中关村海外联络机构。

近年来,中关村制定“引进来走出去”战略,实施企业国际化发展行动计划,已成为链接全球创新网络的一个重要节点。

国际顶尖研发企业与创新创业服务机构纷纷落地中关村。苹果公司在中国第一家直接投资的研发中心落地中关村朝阳园,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截至2016年底,《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有130家在中关村设立子公司或研发机构:英特尔、微软、IBM、西门子、三星、埃森哲、惠普、索尼曾经孵化谷歌、PayPal等公司的Plugandplay孵化器、盖茨全球药物研发中心等,纷纷落户中关村核心区。

中关村支持前沿技术企业在全球布局,700家企业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与国际知名企业和创业服务机构建立合作关系。

随着企业由产品输出转向品牌输出,一批领军企业逐步从国内公司向跨国公司、全球公司升级,国际市场竞争力不断提升。小米手机成功进入美国、印度、巴西等7个国家和地区,并在新加坡开设了第一家海外实体零售店。京东方在韩国、新加坡、美国、日本、德国等地设立子公司的基础上,成立印度子公司,实现研发、生产一体化。

中关村支持“一带一路”产业促进会的建立,助力企业发展设想与沿线经济体发展诉求相对接。

2000年,科研院所转制企业安泰科技成为最早的上市公司之一。该公司在泰国设立工厂,有效化解了美国对我国金刚石工具反倾销及实施高额关税的风险,推进了企业转型升级,显著增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这一项目也给当地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如今,安泰科技成为中国规模最大、技术实力最强的金属新材料及制品的生产和研发基地之一。2016年实现营收达40亿元。

神州高铁以“车轮故障在线检测技术”填补了世界在该领域的空白:一段铁轨上喷射出两排晶莹的水花,列车以20公里左右的时速驶过,就可完成车轮故障检测,这项技术以水为介质对车轮进行超声波检测,不足一分钟就能对一列16编组的动车完成全部车轮故障检测。目前神州高铁有23项产品国际国内领先。

2016年,中关村出口企业1552家,开展境外投资150家,对境外直接投资额达248.3亿元。

境外上市为企业全球配置资源提供了广阔舞台。一批高科技企业登陆纳斯达克和纽交所进行融资,通过境外上市,不仅可使企业加快做强做大,还可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更好地参与国际科技经济竞争与合作,提升企业国际化发展水平。目前中关村境外上市企业已达105家,占中关村上市企业的36.7%,占全国境外上市的3成多。

在资本运作方面,中关村通过搭建国际孵化和资本运营平台,加快整合国际资源,硅谷创新中心成立“中关村并购资本中心”,设立了中关村企业国际化发展专项资金和300亿元中关村并购母基金。初步统计,2016年中关村企业发起的境外并购案例52起,同比增加8.3%,并购金额685亿元。

7. 政府引导下的大金融圈彰显资本第一驱动力

“每一次产业革命兴起,无不源于科技创新,成于金融创新”。中关村管委会原主任郭洪多次如是说。

在构建大金融圈过程中,政府引导作用凸显:

中关村构建了1个基础、6项机制、10条渠道。

分别为:企业信用为基础,信用促融资,融资促发展;信用激励、风险补偿、以创业投资为核心的投保贷联动、银政企多方合作、分阶段连续支持、市场选择聚焦重点机制;天使投资、创业投资、小额贷款、担保融资、信用贷款、信用保险和贸易融资、融资租赁、代办股份转让、境内外上市、并购重组渠道。

中关村“投资引导基金”发起组建基金72支。有数据显示,其放大倍数超过15倍,获评全国最佳政府创投引导基金。

在中关村,资本第一驱动力的一个有趣现象,值得回味:

联想集团前身中科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1984年11月1日成立时,计算所投入了20万元人民币作为创办资金。30年后,联想掌门人柳传志也未曾料到,联想会成长为一个世界性企业帝国——2005年,联想收购了IBM全球PC业务,合并后的新联想以130亿美元的年销售额,一举成为全球第三大PC制造商。

同样是中关村土生土长的互联网企业,小米创造的奇迹可以说更为奇特。作为小米CEO,雷军将做手机的模式确定为“硬件+软件+服务”。2010年年底,小米完成A轮融资,金额4100万美元,公司估值2.5亿美元。不足一年时间,小米就变成了一个超级公司;2013年,小米共卖出智能手机1870万部,带来了50亿美元的收入。据美国第三方市场研究公司Canalys的数据,至2014年夏,小米已是全球第六大、中国第三大手机制造商,在中国市场仅次于三星电子和联想集团。值得指出的是,在2013年8月的一轮融资中,风险投资公司对小米给出的估值是100亿美元,几乎与已有30年历史的联想集团等量齐观。

“得投资者得天下”,业界认为,硅谷之所以成为美国高科技创新创业最活跃之地,在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当地无处不在的天使投资。

硅谷催生了苹果、甲骨文、雅虎,谷歌、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等众多标志性科技公司,而中关村也走出了联想、搜狐、百度、小米等中国的科技偶像。在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里,同时存在这种创业地标性区域,其背后历史缘由千差万别,然而有一个共性是共识,那就是天使投资人的力量。

如今,全国80%的天使投资人活跃在中关村。中关村吸引的创业投资案例和金额,占全国1/3以上,这个比例与美国硅谷占美国的比重相当。

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如是说:人才与技术在中关村的聚集,直接加速了资本的快速涌动;而资本的聚集,又加速了中关村的创新创业;人才、技术、资本的完美聚合,为中关村新经济发展提供了永不枯竭的内生力。

当前,中关村正在加快建设国家科技金融创新中心,并逐步形成大金融圈:创新的投贷联动机制、专门服务于科技创新公司的中关村银行、直通深交所的创业企业上市培育基地……

8. 中关村的“施一公效应”与天使帮崇高感

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是世界顶级结构生物学家,于1998年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2003年成为该校分子生物学系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2007年被授予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2008年底,在很多人认为“他疯了”“脑筋有问题”的议论声中,施一公放弃了在普林斯顿的高薪与荣誉,婉拒了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院研究员的聘任,辞掉普林斯顿终身讲席教授一职,全职回归母校清华,出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此后,施一公的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院引进了近80位优秀中青年生物学家建立实验室,其优秀成果层出不穷,在国际生命科学研究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2014年夏,施一公研究小组在阿尔茨海默症领域取得了世界性研究突破,首次揭示了与阿尔茨海默症发病直接相关的一种人源分泌酶复合物的精细三维结构,并为理解该分泌酶复合物的工作机制以及阿尔茨海默症发病机理提供了重要线索,在人类对该病的研究历史上迈出关键的一步,填补了空白。而后,该成果以长文形式由英国《自然》杂志于2014年6月29日在线发表。

当年施一公归国时,成为华人归国科学家的旗帜性人物,曾引发“施一公效应”,一些媒体曾称施一公归国的意义不亚于当年钱学森、郭永怀回归,吸引了诸多海外科学家回国效力。

上个世纪90年代,国际重量级纳米科学家王中林,已活跃于中美两个国家之间。如今,在他的积极推动下,仅从他的实验室回国的博士、博士后以及访问学者就达七八十位。

新东方创始人徐小平,曾回忆20多年前的1995年,俞敏洪到温哥华看望他的一段往事。徐小平:“你都这么有钱了,还追求什么?”俞敏洪沉吟片刻:“还缺少崇高感。”2006年,徐小平在中关村创办了真格基金,同年,新东方在美国上市,徐小平也像俞敏洪1995年那般有钱了。这时,他也开始感到极其缺乏崇高感。据《适逢大势——中关村人才故事》一书记载,在中关村,徐小平做过“最牛一笔投资”,这从2014年5月17日他的日记中可得知:“美国时间16日,陈欧的‘聚美优品’在纽交所上市了,市值35亿美元,这可能是我收益最高的一个投资项目。有媒体给我算过,4年间投入了38万美元,上市后将获得2.3亿美元,超过600倍的回报……”

书中还记载了徐小平投资做母婴电商网站和教孩子画画的素质教育公司的故事:前者上线当月就拿到了过千万的销售额;后者不光是教孩子画画,更是为了启发其想象力,徐小平这样诠释:“我和王强总结是为灵魂着色”。他说,“很多人忽略了创业背后的人文因素”。

作家宁肯在他的《中关村笔记》一书中,记录了构成历史、推动历史,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地标性作用的人物,冯康和柳传志正是贯穿全书始终的两个人物。大数学家冯康早在1993年就走完了73年的人生路,当年他的数学成就已在世界最前沿,宁肯说冯康的神奇之处是打开中关村秘密的一把钥匙,他和他的学生们的科学探索过程,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底蕴,是中关村发展的基石;关于柳传志,宁肯用华山和泰山来形容,他说“两座山的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三)中关村“人才特区”已推广至全国的主要政策

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高新技术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63号)

2.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范围实施的通知(财税〔2015〕116号)

3.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

4.科技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印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科发火〔2016〕32号)

5.财政部 科技部 国资委关于印发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暂行办法的通知(财资〔2016〕4号)

6.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有关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101号)


二、双创大格局中生长出来的多元化生态模式(3个重点案例)

调研小组在中关村“人才特区”调研中发现一个特有规律,即双创大格局中生长出来的多元化生态模式,共同构建了中关村人才大生态。

案例(1)

北京创业公社:捆绑硅谷银行助力小微企业跨越“死亡谷”

“新企业建立后,面临着最为艰难的‘死亡谷’,主要指企业从初创到获得传统投资,面临高死亡率的前3年时间。”科技部科技人才中心编纂的《科技创新管理前沿研究与探索》一书,收录了中关村管委会主任翟立新的讲座实录《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科技服务新机制》。

就在这次调研中,首钢基金旗下北京创业公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裁刘循序与创业公社联合创始人、京西资本总经理李婧,介绍了他们借鉴美国硅谷银行“热带雨林”生态模式,探索助力小微科技企业跨越“死亡谷”的众创空间之路。

“发端于美国硅谷地区的硅谷银行,正在形成一种全新的‘热带雨林’生态模式——基于资本驱动的循环模式:以资本驱动为纽带,实现技术、资本、项目等创新要素开放式循环流动。在跨越1.0孵化器模式(基于垂直行业的创业服务)和2.0众创空间模式(基于综合服务的平台模式)之后,3.0生态模式的经典案例,当属硅谷银行模式。”

刘循序与李婧曾联名在清华大学主办的《清华金融评论》上刊发文章《生态模式是创业服务平台的发展方向》,讲述首钢基金及旗下创业公社近年来的探索实践:3.0生态模式的尝试性创新——类硅谷生态模式。

生态模式概念,起源于美国。《硅谷生态圈》一书曾系统地论述了硅谷“雨林模式”的创业生态模式:由资产“硬件”和文化“软件”交互式融合,实现创业者与外部环境之间有效互动。资产“硬件”,表现为一种专业性人才集聚互动,运用资本驱动创业创新的能力;而文化“软件”,表现为一种对资产“硬件”的运营能力,力求实现创业文化多元化共生、增进创业社区之间互信以及社区成员之间交往的规则。例如,欺骗投资人的信任惩罚机制。

成立于1983年的美国硅谷银行,上市后称硅谷银行金融集团。根据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其总资产达447亿美元,并通过位于美国的27家办事处、3家国际分公司以及在亚洲、欧洲、印度和以色列的广泛商业关系网,服务了全球3万多家创新企业、超过1000家风险投资机构,在美国是“科技银行”“创业银行”的代名词。

正是这个在美国有着30年历史的科技金融银行,即使上市之后获得了资本的扩张,也不曾转变为大型商业银行,而是20年如一日专注地支持了全球创新型中小企业抑或就是小企业,其中“脸书”(Facebook)当年还很弱小之时,就受到过它的支持。

硅谷银行在扶持创新创业领域取得的成功,得益于其独特的生态模式。

独特的经营模式:在全球范围内没有一个银行支行、没有一个柜台,不向个人吸收公众存款,所有资金均来自硅谷内的风险投资家、投资机构的存款,以及创业企业所获风投资金存入硅谷银行的存款;硅谷银行为创新企业提供贷款,主要看风险投资机构是否对这些企业已进行了投资以及它们对这些企业的看法及支持的力度,这些创新企业主要聚焦前沿科技行业。

独特的创新要素循环流动模式硅谷银行以资本驱动整个硅谷生态圈的要素流动,包括项目要素循环、技术要素循环、资金要素循环。

创业公社两位负责人说,2013年创业公社成立之初,美国硅谷孵化器运营模式,曾给予他们非常大的指引和启示。创业孵化器,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硅谷,伴随新技术产业革命兴起而发展起来。美国孵化器联盟(NBIA)对孵化器的定义是:一个商业企业发展的动态过程。孵化初创企业,在其最脆弱的启动时期帮助其生存并成长,提供专业的帮助,将企业引向融资之道,为一些处于危机中的企业提供技术支持服务。

由此,当时处在1.0时代的创业公社,最初设计包括孵化器场地装修都“依葫芦画瓢”,模仿硅谷那种开放方式——带有咖啡厅甚至带有创业者游戏区;而当时挖掘第一批中关村雏鹰人才企业,则借助了清华大学创业者训练营的力量。

2014年,创业公社与美国斯坦福商学院签约,开始运营斯坦福在全球推广的一个半公益性质项目“点燃”创业培训项目。该项目专门针对技术型人才,将他们精准培养成为创业者和管理者。“然而,当创业者‘点燃’创业梦想后,就需要一个创业孵化器承接他们的梦想,这时,我们就会接续‘点燃’项目,帮助这个培训班里培养出来的人才,把他们创业的想法‘落地’”。

同样是在2014年,我国“双创”政策的驱动力,直接将孵化器推向风口、推动了它的升级,使得2.0时代的创业公社迅速向孵化加速器方向发展。这一年的9月,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口号,几个月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写入2015年中国政府报告。

创业公社两位负责人对“双创”政策的驱动力和中关村的配套举措与支持,感触颇深:

创业公社孵化器首先是场地迅速扩充,从3000平方米到7000平方米到1.2万平方米,再到中关村国际创客中心的3万平方米,直至现在的13万平方米;其次是功能上大幅提升,为创业企业服务由聚焦创业导师、政策申请等到金融服务、对接龙头资源进行产业嫁接再到促成孵化器之间合作;再次是行业拓展到有一些实力可以关注先进制造业研发,有能力让智能智造产业比重占到中关村总量近半。

“到了2015年,我们的创业孵化器进入3.0生态模式,其中一个最重要特征是,风险资本或称风险投资与创业孵化实现了一种深度融合。继场地扩大、功能提升、行业拓展之后,我们承担了更多的政府公共职能,使孵化器本身保持一种良性循环,然后能够自我‘造血’,而这个过程中我们探索了一条路径,即通过资本的力量,一方面支持企业,另一方面让深度参与到企业孵化的这些孵化器获得企业成长当中的股权增值收益,然后反哺孵化器,使之有更多能力支持越来越多的企业。”

2015年11月,首钢基金旗下京西资本正式成立。“京西资本定位为创新型小微金融服务商。具体业务是债权+股权、投行+孵化,模式就是‘投贷联动’。”

2016年1月8日,首钢基金旗下京西资本与美国硅谷银行共同合作成立了全国唯一也是第一个投贷联动基金。

投贷联动,即是“股权+债权”的金融服务模式。创业公社负责人说,当年脸书(Facebook)上市时,扎克伯格即拥有24%股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上市前,几乎每一轮融资都以“股权+债权”方式融资,用股权换取风投资金,再配以风险债权,可令每一轮融资生命周期更长,待下一轮来到时,企业估值就会比只有风投的资金高出很多。目前,创业公社正在尝试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业服务的生态模式:借鉴和引入硅谷银行生态模式,通过“金融创新+项目资源+平台运营”构建区域创新生态圈。

2016年8月,创业公社被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授予“2016年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示范点”称号;一年前的2015年7月,创业公社被北京市台办授予“北京台湾青年创业基地”称号,首批入驻台湾青年创业驿站的创业团队有14家。来自台湾的创业团队在这里能享受3个月的免费服务,包括提供工商服务、企业服务、金融服务、政策咨询等,助力初创团队成长。

同年11月1日,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率国民党大陆访问团访问创业公社台湾青年创业驿站,了解了驿站的主要功能及台湾创业者情况,并与在此创业的台湾青年座谈。洪秀柱表示,大陆为台湾年轻人提供了发展舞台,她希望在这里创业的年轻人将来把经验带回台湾。

台湾青年创业者李巧如,2015年8月在北京创办了.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业务涵盖跨境电子商务、中医、基因检测等领域。她认为,去北京可以成为台生们的新风潮。她说,在北京创业,给了她一种“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感觉”。

作为创业生态运营商和双创企业服务商,创业公社服务的企业用户已超过万家。

2017年5月,创业公社与中关村首家工业4.0技术提供商智汇社联合创立了“工业互联网研究院”,这是中关村首家也是国内首家由企业发起的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将为该领域高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和投资资本,共同打造工业互联网产业顶级智库,为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优质解决方案和智力支持,为云工厂、智能工厂的实施提供“保障”。

案例(2)

智能硬件产业联盟:用人工智能带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5年前的2012年,智能硬件产业开始萌芽——在美国硅谷,谷歌、微软这些大公司开始研发智能产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谷歌眼镜,此外还有智能手表、智能手环等,统称“可穿戴智能产品”。当时,这些智能产品的出现,对业界震动很大。

然而时隔仅2年,智能硬件在中国风生水起,海尔和联想、京东、小米、百度、乐视360等互联网和传统电子领域的龙头企业,纷纷涉足智能硬件产品研发,由此,2014年被称为中国智能硬件元年。

中关村智能硬件产业联盟秘书长董宇解释说,智能硬件,其内涵实为软硬一体,智能系于软件,而硬件是其载体;它的功能是:软件和硬件镶嵌在一起,再配以互联网或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并实现外部连接,即可针对不同行业、不同需求,提供一整套智能解决方案。

董宇说,特别需要提出的是,中关村管委会站位非常前沿,正是由于他们的指导和支持,智能硬件联盟于2014年10月成立。此后,智能硬件联盟创新探索方向之一,即是聚焦全国区域大型产业转型升级,并且致力于提供与之匹配的有效服务——推动智能硬件技术与传统产业领域深度融合,实现对各类社会资源的整合,通过为传统行业提供智能化产品和解决方案,为孵化的智能硬件企业提供市场渠道快速获得订单……

董宇说,在全国区域大型产业转型升级大背景中,他们发现了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区域产业集聚现象,特别是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一些地域或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其规模甚至达千亿元,且占全球市场份额一半。譬如江苏扬州的牙刷、福建晋江的跑鞋,均在全球占有一半以上份额。然而在智能时代,传统的低端产品正在失去原有优势,而人工智能技术可为其提升品质、增加附加值。例如扬州的牙刷可提升为智能牙刷,晋江的跑鞋可提升为智能跑鞋……

董宇说,这种模式也特别适合培育东北和京津冀的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以辽宁为例,当地8大产业包括装备、石化、冶金、电子、轻工、医药、建材、纺织等领域释放的需求百余项,为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落地提供了良好基础,联盟也正在积极组织对接合作。

中关村智能硬件联盟近年来开拓性的创新探索,可谓聚焦“两头”同时“三足鼎立”:一头是聚焦高校与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另一头是聚焦市场需求;与此同时,为当地政府提供大数据研究成果和调研成果并提出建设性意见,以此推进该区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董宇说,智能硬件联盟花费大气力、集中精力建设了人工智能领域大数据库,其中就列有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表,该数据库几乎涵盖了所有“211”以上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其中与市场需求贴得比较紧密的项目已统计出约10万项,并且该数据库还建有自动化匹配机制,会按市场需求分门别类匹配供需信息。董宇说,这种基于大数据库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最终将演变成为未来交易平台。

案例(3)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尝试国有资本扶持转制企业拓展市场空间

“2009年,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成为第一批中关村股权激励政策试点单位,开启了科技成果转化新进程。”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国有资产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有关人士介绍了相关情况。

该科研院成立于1984年,是北京市属唯一的大型多学科科技研发机构,也是全国大型地方科研单位之一,拥有30家院属单位,资产总额近40亿元,2006年成为市一级财政预算单位。

迄今,该科研院相继成立的14家股权激励企业,正在成为最具生命力的科技创新载体之一:采取科技成果+资本投入的转化模式,转化科技成果评估总值达6700多万元,其中激励科技人员股权达3400多万元,激励部分占总评估值的51%,股权激励企业的注册资本总额已超1.3亿元。截至2016年,37家院属控股企业中,股权激励公司占总数的11%,所创造利润占院属控股企业利润总额的34%,成为新的利润创造主体。

该科研院激励科技人员的方式有如下几种:

1. 由科技成果持有单位、被激励人员及社会资本,共同发起成立一个新公司。其中,科技成果评估作价后,计入注册资本。 目前,部分企业发展态势良好,已成为行业龙头。

其中,由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于2010年7月以科技成果“弹簧隔振系统和阻尼剂技术”评估作价1000万元入股成立的北京九州一轨隔振技术有限公司(简称九州一轨公司),在其成立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注册资本已由2000万元迅速增加为6000万元。截至2015年底,该公司总资产已近3亿元,总收入超过1亿元,比2011年增长近7倍。九州一轨公司成立以来获多项荣誉:该公司进行股权激励的技术获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及北京发明创新大赛金奖等,并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及“焦点访谈”等节目多次作为股权激励典型企业进行报道。 

2. 在现有公司中实施股权激励,即将科技成果评估后,以增加注册资本的形式改造为全新的股权激励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新技术应用研究所于2010年以科技成果“多模式识别非专利技术”评估作价498万元入股重新组建的北京北科慧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将掌纹和掌静脉两种生物特征相融合,填补了生物识别界活体多模态生物识别技术的空白。

3. 以技术许可收入激励科研人员,即将相关技术以技术许可使用方式与被许可公司签订协议,并将取得的收入用于奖励科研人员。 

2005年,北京富迪创业科技有限公司向公司股东之一北京市射线应用研究中心发出定向增资邀请,射线中心以一批材料改性技术(评估值68.5万元)向富迪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富迪公司注册资本增加为240万元。同时,射线中心与富迪公司签订了技术许可使用协议,由射线中心提供最新技术,富迪公司在使用该技术时,向射线中心缴纳合同额5~10%的技术许可使用费。

目前,该项技术实施许可已实行11年时间,在射线中心科技成果成功实现转化的同时,富迪公司进入高速发展期——注册资本已增加至938.1万元。近几年来,其营业收入已由2010年的1870万元增至2015年的4350万元,年均营业额增长率46.5%;2015年,其利润总额1051.87万元,总资产6111.88万元,实现了快速发展。

 

三、“最后一公里”的难点痛点与建议

1. 事业单位性质的科研院所与市场化的企业之间,人才双向流动渠道并不通畅

譬如企业人才流动到事业单位工作,按编制划拨的工资总额有限定;而事业单位人才离岗创业,已取消了离岗3年之内每月还有基本工资的规定,因而人们不得不先设定自己的岗位而后才敢放心离岗。由此建议专门针对“中间”地带设立流动岗位,每年直接把用于支付薪酬的资金预留出来,人才引进就会容易些。

2. 当转制企业对接市场即迈出“最后一步”时,如何确认国有资产的确权与收益

当企业做到一定规模,要对接市场机制也即迈出“最后一步”时,一方面如何减少审批流程与环节,一方面如何确认国有资产的确权和受益,规避国有资产流失风险,是需要政策层面研究解决的问题。由此,科研院所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管理自主权,成为被授权的国有资本经营管理机构,依法自主整合内外部创新资源,更加高效、便捷地孵化科研成果,扶持科技人员创业,支持企业走向市场而又与他们保持紧密联系,以此形成良性循环。

3. 诺奖中的“湾区”现象与基于大科学装置科技创新的启示

美国硅谷所在地旧金山湾区,自2001年以来,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中有11位获奖者的9项获奖成果,是在该区域完成或取得突破的。北京大学承担的国家软科学计划项目《顶尖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成长规律研究》称此为“湾区”现象。该项研究指出,硅谷堪称世界上的人才高地,该地区有近1/4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其7000多名博士占加州博士总数的1/6,而加州是美国受过高等教育国民密度最大的州,有2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工程师。人才优势和创造性的劳动,使奇迹在这里层出不穷。

研究同时指出,硅谷地区的风险投资,占全美风险投资总额的1/3。2016年美国《财富》杂志评选出的世界500强科技公司中,有16家高科技企业位于硅谷。创新资本和高科技企业的聚集,使得这些地区的科技教育和科研工作尤为活跃,这些因素都对硅谷地区的学术和高科技产业发展齐头并进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是该区域频产诺贝尔奖的一个重要原因。

该项研究还表明,大科学装置,是科学家进行科技创新活动的利器。越来越多的诺贝尔奖特别是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研究成果,都依靠大科学装置取得。特别是2015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日本科学家Takaaki Kajita、加拿大科学家Arthur B. McDonald,分别基于日本超级神冈探测器Super-K、加拿大萨德伯里中微子观测站SNO这两个大科学装置和所在的大型研究团队,发现基本粒子中微子存在质量。

对于全国科技创新中心主要载体的中关村,诺奖中的“湾区”现象与基于大科学装置的科技创新,均具有借鉴意义。


党的十九大吹响了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号角。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提出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在“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设人才强国”的征程中,中关村无疑继续肩负“人才特区”先行先试重任。

(科技部科技人才中心主任李普参加了调研,执笔:本刊记者朱广清,

调研小组成员还有:冯琬婧、秦全胜、田晓冰、牛萍、林芬芬、王莹、

袁铭、杨锐、郭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