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期“科技强国”论坛 科技创新促进新兴产业发展
作者:田晓冰 刘 蕊时间:2019-08-27 15:37 来源:《中国科技人才》杂志


主持:

田晓冰 科技部人才中心

特邀嘉宾:

郝 强 科技部人才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员

嘉宾:

赵宇亮 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主任

陈 斌 中科院广州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峰平 温州大学激光与光电智能制造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吴书文 浙江绿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导读:

科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核心动力,科技日益成为产业发展的先导力量。新兴产业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加快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坚持科技创新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加快迈向全球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高端,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2019年7月19日,以“科技创新促进新兴产业发展”为主题的第五期“科技强国”论坛在温州主会场举行。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温州模式”。基于温州发达的民营经济实力、良好的科技创新基础,以及对科技人才的强烈需求和高度重视,“科技强国”论坛第一次走出演播室,来到温州现场录制。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宇亮、中科院广州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斌、温州大学激光与光电智能制造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峰平、浙江绿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吴书文等四位嘉宾应邀出席本次访谈活动。访谈中,四位嘉宾深入探讨了他们对科技创新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理解。场外,郝强研究员作为特邀嘉宾就科技人才服务地方等问题提出了思考与建议。

  

主持人: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网友,下午好!“科技强国”论坛是科技部人才中心与人民网共同打造的品牌栏目,从各行业领域以科技管理者、科技创新创业者的视角全方位探讨科技强国命题。今天来到温州这块创新创业的热土,借着“2019青年科技英才高峰论坛”这个平台,请几位嘉宾共同探讨这一话题:科技创新促进新兴产业发展。首先,我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嘉宾:赵宇亮,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主任;陈斌,中科院广州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峰平,温州大学激光与光电智能制造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书文,浙江绿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赵院士,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您认为科技创新应该如何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呢?

 

赵宇亮:这个问题很大,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科技创新在产业中的作用,实际上比我们过去认为的要大。中美贸易战,使我们国家把对这个问题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提到了应有的高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贸易战让中国深深感受到科技创新才是我们产业的命脉。科技创新是一个国家科技竞争力的核心,怎样把科技创新转换为生产力,转换为技术创新能力,是一个系统工程。

我身边有一同事,他有一非常好的项目,现在在全国6个省都建了转化研究基地,每个省大概几百万,他就不停地从这儿飞到那儿。因为他的新技术刚刚出来,我们国家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对这种技术进行一定强度的支持、把它真正转化为生产力的环境,所以他迫不得已只好这找一点钱,那找一点钱。这种创新模式效率很低,很多时候难以走到头。所以,我们要把科技创新真正变成生产力,变成技术创新能力,变成国际竞争力,需要建立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里,要有一定强度去支持真正的科学创新发现,让它在一定时间内能够高效率真正转换成技术,转换成产品、商品,这个链条在我们国家现在其实是不完善的,就象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你有一个技术,你会发现要遍地去找钱,精力分散,效率也低,大部分钱可能最后也白投了。

科技创新如何支撑产业发展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它的核心并不在于科技,而在于我们怎样把这个链条给打通。因为大家知道,真正科技创新的成果最后能够变为技术,转为产品的,有10%已经非常不错了。但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哪10%最后能真正变成一个很强的技术,只有你去做,你在投入资金、投入精力、投入人力的转化过程中间,你才知道哪些最终能发展为技术,哪些是要交学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整个创新环境里面,投资者也好,企业也好,包括我们的科学家也好,都还抱有一种我投了一个东西就希望它百分之百能成的心态。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没有这种技术。所以,在我们国家,把科学发现转换成技术这个环节中间,我觉得要谈建议和意见的话:

第一点,就是政府要鼓励风险投资。金融或资本要敢于去投这种创新思想,而不是去投国外已经用上了的。投国外已有的技术,可以赚小钱,但想成为真正的科技巨头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个人对这个事情的理解和思考是,我们国家科技金融这个板块不但需要理解科学的本质,理解科技创新的本质,还要有敢于冒险的精神,能够把真正的科学发现转化为
生产力。

第二点,科学和工程两张皮要融合起来。中国有9100万科技人才,9100万是什么概念,是很庞大的数字。我们有这么大的一支科技队伍,这里面做科学研究、原始创新和科技发现的,怎样和后面做技术、产品的,也就是偏工程的人融合,这是我们国家科技创新第二重要的事情。目前这两方面融合不起来,还是两张皮,比如说纳米科技,我们在基础研究方面,是第一梯队里的两个国家之一,但是我们在技术应用、成果转移转化、产品应用,要远远落后。原因在于我们这两者是各干各的。基于这样的现状,从我们国家的考评体制来说,政策上应该鼓励把科学和技术结合,科学和工程结合,这两张皮要搁在一起融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把科技发现变为真正的科技创新能力,中国才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才会有突飞猛进发展。谢谢!

 

主持人:我们都知道温州曾经是民营经济的发源地,在改革开放初期,温州的经济乃至观念一直处在全国前列,但是近年有下滑的趋势,温州自身也在反思,有奋起追赶的决心。但产业经济如何转型升级,以温州产业经济的基础怎么转?朝哪个方向转?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意见建议?

陈斌:我对温州了解不是很深,但是听赵院士讲了后非常受启发。温州的科技要转型,必然要引进新的技术、新的产业,这里面必然有一个专业转变的过程。现在,各地政府都有非常强烈的需求引进大院大所、引进高科技企业和先进技术等。我们也跟许多地方政府交流过,我本人做产业转化的时间也比较久。刚才赵院士讲的我特别有体会,退回五年前,有可能大家听赵院士讲的体会还没有那么深。刚才赵院士也讲了贸易战是一个触点,在五年前大家慢慢有这个觉醒,这两年完全爆发了,大家认识到了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五年前,我记得搞科技金融的在谈要投硬科技。十年前,大家知道互联网投得很多很快,但是五年前开始讲硬科技。赵院士讲的没错,不是有一个理念或者观念一下子就能创新,虽然以前也有很多成功的,但是现在转型升级,要做得比较实在的话,确实需要硬科技。

关于硬科技,我的建议是要引进就要有思想准备,不是说我拿来就要用,甚至一年就见到效益。我们去过许多地方政府,给我们提出要求,一年后就要见到效果,这让我们也很痛苦。虽然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但是我们大部分的科研成果最后一公里路非常难走,甚至可能比前面所有的过程都难。温州政府要引进技术需要有一个思想准备,要给技术一段时间。你给的时间越充分,做出来的东西可能越硬,越有发展前途。经常发现,我们迫于压力,先做见效更快的,确实赚钱会快一些,但是过两年你会发现遇到瓶颈,因为你的基础不够牢,走得就不够远,这一点是必然的。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讲究短期效益,不容易做好。我的体会是,如果我们引进企业,不要去看十年以后的,那确实不太现实。但是可以着眼于二三年以后见效果的,这是实实在在的,也是可以等待的,可以出好的成果。

李峰平:很荣幸参加这样一个论坛,我本人来自温州大学激光与光电智能制造研究院,是土生土长的浙江人,对于我们浙南地区,温州台州两地的经济模式也比较了解。可以这样讲,温州经济发展到现在,它的历史进程是由温州人本身的特质以及地域的差异所体现的。我们以前都讲温州是七山二水一分田,交通非常不便,区位优势没有。浙江人,尤其是温州人唯一的优势就是:敢为人先,非常勤劳,愿意在市场上拼搏。所以,在前面几十年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温州取得了一个长足的经济发展。当前在社会转型期,温州经济特别是我们土生土长的民营企业面临着更多的困境,这个困境来自于各种社会因素,有土地要素的,有人力资源的,也有我们当地的政策。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科技创新的话题,我想表达几个观点。

第一,科技创新是面向未来的工作,要允许失败,要容忍风险。这个工作不是在两到三年就能体现出一定成效,可能需要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所以说这是一项面向未来的工作。等同于我们培养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大学、到研究生,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在座的每一位,都要理解这种科技创新工作的特质。

第二,既然是系统性的、漫长的工作,就需要整个社会大协同。这个协同不仅是靠科技人才有一种情怀就能够把这个工作做好,还需要我们整个社会,我们的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包括我们每一个科技工作者,去协同在某一个领域作出一定的深入浅出的研究以及积累,这个过程是整个社会的大
协同。

第三,既然是一个大协同,就需要一套完整的政策体系,或者说一种生态体系。我们都在说,要构建一个全链条的具有深度协同的改革创新体系,就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不仅是我们科技从业者,也包括我们政府,包括我们在这一系列工作当中的金融界人士,包括我们一些成果转移转化中介机构等,要形成这样一种完善的生态体系。所以,今天大家坐在一起来研讨这个话题,既有面向未来如何进行,在改革上做更大的一种突破,但更多的是要建成完善的创新创业生态体系。这个生态体系需要我们企业、研究人员共同努力,也需要我们政府在政策资源、土地要素、资本集聚方面作出一个更大的突破。这个突破一定会在长远的未来看到成效。就像我本人所在的单位以及自己的研究团队,我们也都不断努力在地方上建立各种平台,这个研究院就是我们温州大学和浙南科技城共同成立的事业法人单位,主要从事科研开发、成果转化、产业转移以及高新企业孵化等工作,这些工作本身就体现了政府希望与科研院所建立一种大的协同,能够把相关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的初衷。但是转化过程当中,需要我们长期积累。刚才两位专家提到科技金融的话题,任何一个富有开创性的成果或者产品,它在后期要想成长必然会由资本驱动,也就是说要形成规模化生产,光靠三五个人走不远,也走不动,形成不了规模效应。所以,这个过程需要资本的介入,也需要一些大的机构、企业来进行共同投资,形成一种良性的产业循环,这种循环是一种生态体系的构建。在座的有很多企业家朋友,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都共同努力过,探索过,大家共同探讨今天这个话题,希望政府能够把这些链条,从创新链到产业链、资本链、应用链全链条进行融合。浙江省在强调创新中国体系的建设,这个建设目标就是把这些链条做有效的融合,融合过程中需要在座的科研人员、企业家朋友、政府决策者,以更高的强度和工作热情去把这些工作执行到位,这也是在座所有科研工作者的一个心声,也是希望看到的一种远景
目标。

对于温州经济来讲,现在很多企业家,特别是温州一些龙头企业家,慢慢也把海外资源、在温州以外的资源汇聚到我们温州来,把家乡建设得更好。我有很多华侨亲戚,海外的资本也很多,在中国未来20年的科技创新中希望有他们的一番作为。下个月我要去欧洲,也在谈有没有可能在海外吸引一些资本,成立实体机构,来反哺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创新。因为中国市场永远是欧美国家关注的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只有这些资源有效集聚,或者有力整合,中国才能在未来科技创新产业变革当中有长远的发展之路。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能够感受到,未来十年、二十年,浙江土地上,我们温州作为浙南地区一个非常具有活力的城市,一定会投入更大的激情、更多的资源要素包括土地、成本以及科创要素,来满足社会的协同发展。协同发展需要各种要素的融合,这种融合就需要我们在座每一位从业人员的广泛参与。我想我们未来能看到一些预期成效。

吴书文:围绕刚才的话题,我也发表一下个人见解。我也是土生土长的温州人,但是从小到大跟着父母一直在外地,17岁去日本,在日本学习环境工程。2015年回到温州创业。刚刚讲到企业转型,虽然我没有长期生活在温州,但是对我们当时教科书上介绍的温州模式比较了解,温州模式最早可能发源于意大利,每个村产一个产品,俗称“一村一品”,比如我是来自温州的眼镜之乡,现在的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他们都知道,我们温州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特色,包括永嘉的阀门、永强的机械。

我们温州有很好的底子基础,为什么说这几年产业转型遇到困难呢?虽然我们公司也把研究所设在日本富士山下面,但我们和日本产业的不同是对产业的整个专注度上。我们公司的日本专家也是这样,他们讲工匠精神,一辈子做一件产品,他可能会把螺丝做成几千种、几万种,但做螺丝的永远不会做螺帽。当时我们去参观日本丰田下属的一些企业,丰田在全世界是非常有名的,有一句话说“有路就有丰田车”,但实际支柱丰田产业的不是丰田公司。因为在名古屋市有一个丰田市,整个市以它的公司命名,它下面有上万家中小企业来支撑整个产业,实际上它是把每一个部件做出了它的专注度。我这辈子只做好这一件产品,只为丰田提供这样的产品,这是他们在产业专注度上的体现。百年企业能持续走下去,这就是差距的体现。

温州的底子很好,但企业能不能走得远,还靠研发人员,而人才的流动性非常大。为什么二战之后日本的产业能走这么远、这么久,实际上还是在人才。他们的人才体系在全世界也是独特的,那就是终身雇佣。从20岁毕业之后进这个企业,到60岁退休,这40年,他们基本不会换企业。有人算了一笔账,从20岁毕业之后进入企业到退休这40年,大概在一个研发技术人员身上的投资就接近2亿日元,合人民币一千万元左右。中国在研发人才上的投入就不够。一是企业自身不敢在人才身上花钱,因为它觉得他们不一定能留得久。另一方面,中国更喜欢短平快的,更喜欢投进去就能马上赚钱的,没有这种产业的技术积累。而我们这些技术人员现在做的这些产业、研发是三五年之后要做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产业转型面临的一个
问题。

还有一项是中国的产业体系问题。就产业体系来讲,温州有集聚带,有做阀门的,有做眼镜的,很多时候都是产业自身在打一个价格战,但是价格战做不出好的产品。当时我们中国有很多企业到日本去参观,就说如果客户能给我这个价格,也能做出这样的产品。这值得我们反思,不是我们中国的企业做不出好的产品,实际上是整个产业体系恶性竞争的问题。一些有钱的小企业可能通过房地产或者其他的产业赚了钱,它们考虑的不是我们要研发多好的产品,要做多好的管理体系,而是先用价格战把对手干掉。在产品的专注度上永远是方向偏离的,严重影响企业的转型发展。在国外,同一个行业领域,大家是共同发展的关系。所有的产业,比如做阀门的,做不锈钢的,都有一个协会。这个协会,我们叫共存共荣,共同发展,这个产业共同发展推动当地的产业越做越大。我们现在很多产业是越做越小,企业越来越少,实际上就是打价格战去了,没有走整个产业的“专注度”路线。我经常到国外考察,和国外一些专家沟通中国企业怎么转型,中国的企业到底缺什么,做了很多的交流,大家得出来以上结论。

 

主持人:赵院士,当前我国许多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仍然处于中低端,一些关键技术仍然受制于人。未来在科技企业创新过程中,应该选择哪些领域作为突破口呢?

赵宇亮:这是一个难题,很难回答。我凭自己的理解和大家交流,大家不要把这个当成指南。

老实说,在传统的领域,比如制造业部分领域,中国已经很强,大部分在世界是第一。你再怎么发展,前面已经没有人,所以科技创新的领域有几个大的方向要抓住。

第一,与智能社会相关的领域。与智能社会相关的领域得益于我们现在高速计算的发展,也就是我们芯片技术的发展。高速计算包括很多及时的信息计算、大数据计算,可能以后未来很多行业都往智能化发展。和智能社会相关的领域,我觉得应该是中国企业家要发展的领域。当然,并不是让你放弃已经是强项的地方,那些该做的还是要做。但中国这么大,我们有30多个省级行政区,有很大的空间和市场。这些空间和市场的发展涉及智能社会相关的各个领域,比如说智能医疗。两年前我去休斯敦,它是美国西南医学中心的所在地。那边有一个检查系统,在人身上贴一个很小的传感器,把它贴在慢性病病人身上,比如心脏病、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传感器就可以把人身体的体征和疾病相关的体征都实时传输到手机里。手机里面有一个APP,APP收到数据以后,把数据归纳、收集、整理后,就发到医生那里去了。医生一看,说你血糖这么高,得赶快调整,就马上给你打电话。或者说有其他的毛病,医生就告诉他到最近的医院去,“我已经把医生联系好了,数据都传给他了。”这样的体系,也就是所谓的智能医疗体系,将来也许我们每个人都会用,将会是未来健康产业的发展方向。所以,往智能社会发展的技术,应该是我们中国产业界追求的。当然我们传统的强项,我们的传统制造业该做的还是要做。

第二,中国另外一个大的方向就是核心技术。什么是核心技术呢?比如芯片就是一个核心技术,材料就是一个核心技术。所以,像这样核心技术的领域,我们国家还缺乏国际知名的企业。实际上你不需要和世界竞争,只需要把中国市场抓在手上,你就是世界第一,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市场。经过这次贸易摩擦之后,我相信中国人现在已经醒了,大家可能比我更清楚。中国过去40年走的一条路,能买的绝对不自己做,这条路显然大家已经意识到走不通了。买也买不来了,路都堵死了,以后你怎么办?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高技术企业往后,一方面要做这种和智能社会、智慧社会有关的领域,另一方面要掌握核心技术和核心产业,就像材料永远是核心,芯片也是。还有很多,比如传感器。中国进口传感器的钱比进口芯片还多。以前不是我们中国人做不了,因为我们自己要投钱,要有比较大的投入,而且价格还比别人贵,因为能买得到,我们自己不做,去买别人的了。不是中国人做不了,是我们没有去做,没有去投入,或者说我们不愿意去投入,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从今往后,我们企业界的思维模式要发生一定的变化。我们原来依赖的心理一定要减少,国内产业界不能再有能买的就不自己做的想法。

另外,我们国家在很多基础的领域,看着很简单的领域,发展并不是很好。《纽约时报》登过一篇文章,就讲鞋,估计是温州产的。一双皮鞋在美国卖99美元,这双鞋最终美国人赚40美元,中国赚10美元。美国人做了什么事情呢?美国人在办公室动动鼠标,把他设计的图纸用邮件发给中国,这是他唯一做的事情。中国人从养猪养牛开始,从制革开始,最后生产出皮鞋还要运到纽约港,不合格还要退回来,赚10美元。他只是动了动鼠标,设计了美国人穿的鞋的图纸,把这个图纸发给中国,就挣了40美元。什么时候我们也能这样做,中国就是强国了。

 

主持人:科技创新本质上是人的创造性活动,科技人才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怎样在科技创新中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呢?各位既是科研人员,也是管理者,至少要管理自己的团队,有的还要管理自己的企业。能否从自身角度、切身体会,谈一谈。

陈斌:这个体会还确实比较多。我们所是整体转制所。用一个字讲我的观点,就是“逼”出来。没到绝境上,后面有退路就不行。很多事很难做,尤其做产业化,做成果转化,也很烦琐,有失败也正常。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肯定要激励,要有奖励政策,包括股权激励。有一种说法,现在当老板的都是逼出来的,老板真不容易干,如果没有逼到份上,可能就废了。情怀当然有,但不管当老板也好,还是搞科研具体做事的也好,前面要有奖励,有收获,但是后面一定是断了退路,才能真正做好。这个我体会特别深,包括我本人,我的团队,我的学生,毕业以后,我鼓励他们去创业。他们只要有技术,我就帮他们找投资者。但是他们还是不去,因为外面公司给的待遇太高了,相对稳定一些,而创业没有保障。我看那些创业成功的,学历也不见得高,都是被逼出来的,这样的例子很多。不管是当老板还是当员工还是做科研,做产业化往往都是逼出来的。我用这一个字来谈体会,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但是
大实话。

李峰平:借着这个话题谈一谈我的看法。从科技创新角度来讲,源头肯定是来自于创新人才。但这项工作怎么让它能够长时间持续下去,需要好的环境氛围。刚才专家也提到了,如何在很长的一个工作周期内保持一种激情进行创业创新是非常难的。我很认同他的一个观点,一定要有非常高的情怀,才有可能从事这项工作。作为科研机构而言,要想激励科技工作者去投身创新创业中,一定是要打破一堵围墙。山西推崇的一院一所模式,最近接触比较多的中科院西安光机所,做得非常成功。我感觉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科研机构,这个单位勇于把围墙拆掉,允许你在商海里面自由拼搏,这是作为一个管理者很难作出的一个重大决策,包括在温州。我相信在温州现有的体系下面,还做不到这一点。我自己的研究院,也是一种全新的研发机构,自收自支的独立法人事业单位,我们还没有跳出这个框架。如果跳不出这个框架,只有保持个人的情怀,所以要勇于创新。就像从海外回来的吴总一样,勇于投身回到温州进行创业,这是一种情怀在激励他。但是要长期的,五年十年保持这样的激情,后面的配套要素还是要跟上。不跟上的话,搞两年就垮掉。

我现在激励我的学生们、同事们:你一旦有好的想法、好的成果,就可以去成立产业化实体。我们本意也想用国有的投资平台去投资这样的一种商业行为,但是现有温州这一步还是做得不够到位。如果这所围墙不拆,你想走得很长远是不可能的。就像大疆无人机,十年前我去大疆就是一个玩具公司,他怎么能够保持一种热情呢?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有强大的产业基金在,允许在体制内发展,在它的平台内发展,到一定程度,到二个亿、三个亿的时候再成立实体公司。同样,我们的科研机构是否有这样的土壤,允许这一类科技从业人员长期在体制内干这些活。因为很多人认为,这是不务正业,我们在高校内,因为各类层次人才对这些工作的看法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对从事产业化的人。你成功了,人家有一种说法,没有成功当然也有一种说法。要五年十年保持激情,一定是在一定的土壤下,比如像我本人,带着我的团队和那些学生,他们就在浙江长大,就在温州长大,他有这种营商氛围,投身于产业化,这很正常。如果要在其他环境中长大,让他去脱离我们的体制,温州大学不给你一分钱工资,你去开公司,不知哪几个教授能长期保持这种热情。所以,这需要土壤。这个土壤需要政府、需要我们机构去共同营造,把这个围墙破除掉。现在我们温州也在出台一些政策,但是我感觉力度上还是不够,特别是在支持科研人员真正从事于创新创业过程中,产业资本、科技金融的对接做得远远不够。温州这样的城市,甚至不如内陆的西安,这是不应该的。我们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应该马上去改变,尽管浙江省政府,地方各级政府也都在强调把这个墙打掉,把生态体系建立起来,但是这个工作还是有待进一步提升。

未来技术应该瞄准哪个方向。具体到某一个地方而言,特别是温州,肯定是要结合你现有的产业基础去做一些深化和升级工作。如果脱离这一点,凭空不可能带来一个产业的发展。因为你在的这个土壤上没有供应链的优势,没有人才的优势。如果这些都缺失,投再多的钱也都没用。温州在五大传统产业当中有很强的优势,我举一个简单例子,有一个产业,去年、前年很火的智慧用电,也就是消防监控。因为当时提出“物联网+”,把电流、温度传感器采集之后的信息收集到云平台,通过收集的远程端加以监控,就这样一个项目,杭州涌现了至少5家这样的物联网公司。从现在这个阶段去看,这类公司成长到什么程度,做得最好的嘉禾物联也没有成长为航母型的,或者达到预期成长目标。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电流互感器、温度传感器在我们温州有很好的土壤,正泰德力西一旦上这个项目,嘉禾物联日子就不好过了,这就是我们讲的产业优势。但当你迈入一个新的行业当中,一定和原先产业基础相关联的时候才能走得长远。

反过来说,我们浙江现在提倡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最关键的是要有智能硬件。如果没有智能硬件,强调再多也是空中楼阁。为什么我们比不过深圳、东莞,原因在于智能硬件缺乏。如果我们温州能够把现有的产业往智能电器方向发展,我们的汽摩配往新能源、网联汽车、汽车电子转型,包括泵阀,传统泵阀在内,把采集传感器产业导入到本地,整个产业链当中温州就成了行业的龙头,能够把产业优势发挥到极致。如果缺失供应链的优势,任何一个引进的新兴产业都是不完备的。像我们龙湾区的龙头青山特钢,为什么要在温州建立碳酸铝电池的产业项目,因为它可以把青山集团的副产品直接转化为我们碳酸铝电池的产品,可以把整个产业链延长到极致,这才是一个真正规模化的企业,温州未来招商引资过程中应该强调这样的完善产业链的主体思路。只有这个思路做到了,刚才提到的科技创新、科技金融才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有一定的成效,否则即便我们科研人员保持满腔的热情去从事研究,在三年五年内突破原有事业单位或者科研单位的限制,投身到商海当中,但是长远来看,如果在三五年内没有得到一定的发展,也是难以为继的。所以,我的一个感受就是科研人员要想真正创新创业,形成一种长远的发展目标,必然是我们的机构、我们的政府要把这些围墙统统打掉,建立一种完善的体系,跟我们当地的供应链形成有效整合,才能够获得长远发展。

吴书文:刚刚专家也讲到了,科研人员如果再兼老板,非常难。为什么?角色不一样,我们做这个产品光靠国家补助或者项目支持,做.不出好产品。只有靠自己,靠企业自身造血才能做研发。我们走不下去的时候怎么办?尤其自己还带着科研团队。还有一个角色是老板,不能告诉员工没钱了,反而还要拍着胸脯告诉他往下干,继续走下去,钱不是你们考虑的问题。只能每次用这种话来鼓励他,让研发走下去。但是在研发上,我们每次花的钱要远远大于计划的,因为在过程当中出现太多问题,要追加投入,只能靠企业自身。所以,我觉得在中国要做科技型企业,当这个老板,比做科研要辛苦,真的是角色不一样。钱不够了,自己要先去找钱。我们一个项目300万、500万去投入,有时候甚至会产生家庭问题。成家了房子还没有买,为什么500万要先花到公司实验室的建设?从家庭角度来讲想不通,为什么?公司是你的,家就不是你的吗,往往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我们创业做科研的没有办法,只能像专家讲的,真的是被倒逼出来。我们现在要想把产品做好,实际上还要做对社会有价值的产品,而不是就为了创业要赚多少钱,这违背了初衷,这样产业是做不大的。我们做的产品只有解决了社会的问题,如环境的问题,路才能越走越好,越走越宽。

 

主持人:我们都知道科技创新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现在都无法想象,没有支付宝、微信、滴滴打车,我们的生活会是怎样。它颠覆了商业和社会的发展模式,促进了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但也带来了部分困扰,比如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应用和隐私保护之间的冲突。各位是怎样看待科技创新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同时,给人类自身带来的隐患和困扰?这两者之间可以找到平衡吗?

赵宇亮: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直有这样的疑问。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利益、带来好处和便利的同时,是不是给人类也带来风险?这个问题我相信大家永远不可能有一个明确结论。比如说电,大家知道电是很危险的,只要你一摸,一不小心就被电死,但是我们天天在用电。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如果掌握了足够的科学知识,是可以保护自己的。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就和电的发明与人类的适应是一个道理。对于未来,尤其是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这些技术发展以后可能使人类面临很大的风险和挑战。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给人的大脑植入一个芯片,就可以控制人大脑的电波,按照我的意愿去控制人的行为,这是可以实现的。现在这个在小鼠动物身上已经实验过,让小鼠往这边走,它一定不会往那边走,让它往前走,它一定不会往后倒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生物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的风险远远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大。但是,我坚信人类在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一定会发展出新的科学技术来保护我们自己的方法,这就是人类。人类永远会在这之间找到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点。除非有一天,人类进化到了愿意自我毁灭的地步,可能这个平衡就会倾斜,否则一定会找到依赖科学技术去保障安全的点。大家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风险的担忧是正常的,但是大家要相信科学技术本身也会保护我们人类免受科学技术带来的风险侵害,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大家知道在1800年的时候,我们人类的知识总量大概是每50年翻一倍,在1990年的时候,人类知识总量是30年翻一倍,在2000年的时候,人类知识总量是10年翻一倍。前面都是按照一百年计算的,从2000年往后按10年计算,从2000年到2010年,人类的知识总量是五年翻一倍。现在我们的知识总量大概是三年翻一倍。知识显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控制,人类掌握的知识、技术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我们既有能力去发展意想不到的颠覆性技术,也有能力去发展防止这种颠覆性技术真正把人类自身给颠覆了的技术。因为人类掌握了知识,掌握了信息,它足以有能力让我们在两者间保持平衡。

陈斌:这个问题我非常喜欢聊,因为我是做人工智能的,经常会有各种机会去聊这个问题。现在有两点大家聊的比较多。一个是基因,基因技术会改变人类和生物界,还有一个就是人工智能,现在有各种说法。我从自己的研究角度考虑,现在是弱智能阶段,下一步是强智能阶段。弱智能阶段,比较大的可能性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大大帮助人类。如刚才赵院士说的,现在知识爆炸。那怎么利用知识?大家知道电脑比大脑存储更多,以前不知道怎么利用这些知识。这几年还只是弱人工智能阶段,在利用知识方面就已经超乎想象。而且很快它能够替代人类当律师甚至当医生,这并不遥远。现阶段,对我们人类主要还是帮助,起到了助手作用,比如查什么东西一下就查到了,甚至帮我写一篇文章,现在已经可以写作文了,有写科技文章的。

现在我们正大力研究强人工智能。什么是强人工智能呢?人工智能技术,我讲一点主题方面的,叫自主学习。弱人工智能已经能做一部分自主学习,但是还不够。下一步自主学习能够突破一个基点,实现学习以后,就阻挡不了它的步伐,因为它可以自主学习,可以积累,每天不用睡觉,可以很多机器联网,一旦突破这个基点,就有可能超越人类的智能。  

李峰平:这个话题我平常很少接触,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这些问题,但我个人理解是,人类的技术与变革一定是代替人类劳动的一种体现,这种体现让你得到某种权利,同时也要让渡出一定权利。就像刚才讲的,你用支付宝、微信,你到任何地方,人家都知道你在哪里。你既然得到了这种便利,那必然也要让渡出你的隐私权,这是从你获取知识成果本身所付出的一种代价。刚才专家也提到了,人类的技术进步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会不受控,但我的观点是,任何一个科研工作者,自身要遵守科学伦理。这个伦理是每个科研工作人员,不管是从事基因的还是从事材料的,还是从事人工智能的专家们都要保持的一种科学秉性,这种秉性本身应该坚持这些原则。在这种原则下,很多事情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控的。比如现在用支付宝也好,微信也好,你用这种通讯的手段去进行犯罪,本身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作为研发人员来讲,一定是有相应的手段去破解,去阻止这种行为的发生,这是我粗浅的理解。谢谢。

吴书文:谈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我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但刚刚讲到电子信息化这一类进步,确实是从身边体会到。以前到国外,尤其到日本,我们都要先去换日元,看哪家银行汇率低,尤其人民币和日元面值很大,一万二万的,一二万人民币拿过去也就换几张纸,总感觉没有钱的概念。现在到日本去,只要一本护照,一部手机,手机保持有电就可以走了。基本上在日本买东西、住宾馆全部可以用微信、支付宝。这也算是中国电子商务走向国外、走向国际化的典型案例。实际上是日本先发明二维码,最早用于工厂、用于整个信息记录追踪。为什么他们没有去把它走向市场化呢?是出于对隐私、对整个信息的谨慎程度的考虑?这也是给予了我们中国的机会,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的一个机会。

主持人:这一期科技强国是我们第一次走出演播室,走进地方,对我们来说也是挑战。现在看来,这对我们深层次探讨科技强国这一命题非常有益。非常感谢赵院士,感谢各位嘉宾。

 

郝强研究员在场外接受了人民网记者的采访,他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就如何推动温州科技创新发展和动员科技人才服务地方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建议。

 

问:青年科技英才高峰论坛选择在温州举办,温州从哪些方面来推动科技创新发展?

答:温州目前GDP是0.6万多亿人民币,作为民营企业的发源地,还有很大进步空间,当然GDP的提高只是一个侧面,但GDP的提高也需要通过科技创新的推动来实现,我认为可以通过5个方面来推动。

第一,要进行体制机制的改革,通过深化改革来打造政策的高地。浙江的邻省广东首先实行了科技计划项目对全国开放,让全国的科技人员来承担科技计划,科技计划研究的成果在广东产业化。广东同时在对科技计划经费的使用上,也打破了过去的传统,可以发在编人员的工资。广东GDP能够一路领跑全国,达到9.7万多亿人民币,改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温州可以借鉴广东的经验,推动改革的深化。

第二,要给科技人员打造发挥才能的舞台,要打造一些研发平台、创新创业的基地,这样才有利于吸引科技人员向这里流动。

第三,要提高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一方面要提高对科技人才的服务,一方面要提高科技管理人才的水平。比如对政策的解读能力,这样才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环境。

第四,要推动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只有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实现了,人才、资金才能流进来,技术才能落地。

第五,要把刚性的引才和柔性的引智结合起来。刚性的引才是单方面的需求,不是一家说了算,而是双方来决定能不能引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柔性的引智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动员全国的科技工作者,围绕着温州的产业发展需求来解决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这样既成本低,又容易实现,是一个双赢的措施。我觉得通过这五方面的努力,温州会有新的变化,新的发展。

 

问:对如何动员科技人才服务地方等工作您有何思考和建议?

答:科技部人才中心作为科技方面的归口管理人才工作的一个单位,高度重视推动全国的科技人员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我们过去做了很多努力,和人民网也有合作,开展了一些网络讲座,搞了一些人才跨行业、跨领域的交流,也在全国推动成立了一批科技领军人才创新驱动中心,动员科技人员为地方服务。越是困难的地方,发展越慢的地方,越需要人才。通过动员科技人员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让科技人员在实践当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水平,也是培养人才的一种方式。同时,也解决了地方引智的需求。不是为了活动而活动,而是要实实在在的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这需要科技管理人员提高对科技创新的认识,需要我们改进一些工作方式,也需要地方配合,针对性的解决问题,这样效果会更好。 最后我想说,温州地区只要像诗人汪国真在《山高路远》诗中所写到的那样,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咬定目标持续坚持,理想就会化为
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