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杰出人物,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9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分别授予“共和国勋章”“友谊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奖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在获得“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36人中,有10多位科技工作者的身影。孙家栋、叶培建等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推动者;于敏、黄旭华、程开甲等是支撑中国国防科技事业跨越发展的光荣代表;袁隆平、屠呦呦、顾方舟、李保国、王启民等是服务中国民生福祉的领头羊;吴文俊、南仁东等是潜心科研、自主创新的佼佼者。这些科技工作者对党和人民事业矢志不渝、百折不挠,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冲锋陷阵、顽强拼搏,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忘我工作、无私奉献,其中一些科技工作者都是做隐姓埋名人、干惊天动地事的典型,展现了一种伟大的无我境界。
本文通过宣传这些科技工作者的杰出贡献和先进事迹,弘扬他们身上展现的忠诚、执着、朴实的鲜明品格,在全社会营造崇尚英雄、关爱英雄、学习英雄的良好氛围,激励广大科技人员践行新时代奋进者“忠诚、拼搏、敬业”的初心和使命,用实际行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一、他们的成长,与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紧密相连
尽管这些科技工作者所处的时代、所在的岗位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始终把自己的理想抱负与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紧密联系在一起,知难而进,勇于拼搏,鞠躬尽瘁,终成国家栋梁、民族脊梁。
●他们的理想抱负,都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
(一)
于敏曾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要消失,能把微薄力量融进祖国强盛之中,便足感欣慰。”
1926年8月,于敏出生于河北省宁河县。生活在沦陷区天津、北平的黄旭华,目睹日本侵略者的烧淫掳掠,痛感民族屈辱之悲愤,立志要学好科学、报效祖国。
青少年时期的于敏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学业上。1946年,于敏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大学期间,他品学兼优,尤爱量子场论,并以此作为他攻读研究生的专业方向。1949年,于敏考上了研究生,先后师从张宗燧、胡宁和彭桓武先生。
于敏自己也没想到这辈子会与氢弹结缘,更没想过个人与国家的命运会紧紧联系在一起。当时,正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他,原本以为会在钟爱的原子核理论研究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1961年,时任二机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找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于敏感到非常突然,甚至还有几分不解。一向沉默的他,比较喜欢做基础理论研究。但于敏没有犹豫,因为他忘不了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带给他的惨痛记忆,忘不了少年时代的那个关于“盖世英雄”的信念。
“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真正地独立。面对这样庞大又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这是于敏当时的想法。这个决定改变了于敏的一生。从此开始了隐姓埋名的生活,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我国的核武器科技事业。
(二)
黄旭华说:“从一开始参与研制核潜艇,我就知道这将是一辈子的事业。”
1926年3月,黄旭华出生于广东海丰县。看到父母治病救人,受人尊敬,他自小立志继承衣钵当一名好医生。
然而,日寇的肆意横行击碎了他的儿时梦想。
黄旭华的中学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小学毕业时,恰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一度半年无学可上。为了上学,他踏上了一波三折的求学之路。在得知县城聿怀中学搬迁后落脚揭西山沟五经富的消息后,1938年春节后的第四天,他在长兄的带领下朝新校址进发,徒步山路4天,最后抵达聿怀中学。学校不断搬迁,经历了两年多初中生活后,他决定投考桂林中学。1941年初夏,黄旭华历时两个月才抵达桂林,并顺利通过了桂林中学的入学考试。
然而想象中的净土并不存在。面对日寇狂轰滥炸,桂林满城烟尘、一片废墟,黄旭华忍不住求教英语老师——柳亚子之女、出任过宋庆龄秘书的柳无垢:“为什么日本鬼子想炸就炸、想杀就杀?为什么中国这么大,却连个安心读书的地方都没有?”她回答得很简单:“因为我们国家太穷太落后了,穷国落后就要受人家的欺负,受人家宰割。”黄旭华说:“这时候我就改变了主意,决定不学医了,而是要学航空,学造船。”
黄旭华生于海边,耳闻目睹日寇登陆沿海、肆意轰炸。1945年,面对南京中央大学航空系和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的录取结果,21岁的黄旭华毅然选择后者,从此开始了一生探寻保卫祖国海域、抵抗外辱的人生道路。
1958年,为打破美苏等国家对核潜艇技术的垄断,中央批准研制导弹核潜艇。我国核潜艇工程正式立项,黄旭华被秘密地召集至北京。“进入第一天,我就下定决心这一生要竭尽全力,就算鞠躬尽瘁,也要把核潜艇搞出来。”黄旭华说。
1959年10月,毛主席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就是这样铿锵有力的一句话,黄旭华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核潜艇事业。
(三)
现年74岁的叶培建,从事航天工作已经51年。从探月工程到逐梦火星,他的大半辈子和中国航天紧密相连。
1945年1月,叶培建出生在江苏省泰兴市一个军人家庭。他的父母都是新四军老战士,后来又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叶培建从小听父母讲述那段历史,久而久之在他心中、血液中就有了浓浓的爱国情怀。
“我走上‘航天’之路,其实和父亲的建议有很大关系,我高中毕业时想考外语学院,今后做外交工作。我父亲鉴于他们入朝鲜时受美国空军欺负的教训,希望我学航空。”叶培建说。
高中毕业时,他就报考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却意外地被浙江大学无线电系录取了。让叶培建没有想到的是,1968年,大学毕业的他竟然被分配到当时的航天部卫星总装厂任技术员。这令本来就想搞航空航天的他喜出望外,他从此与航空航天有了不解之缘。
1978年,全国恢复研究生考试。叶培建一年三考,全部中榜。他可以读国内的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和航天部502所的研究生,也可以出国留学读研。当时,我国航天界前辈杨嘉墀等考虑到中美之间在航天领域的技术差距较大,建议他去欧洲学习。1980年7月,叶培建远赴瑞士纳沙泰尔大学理学院微技术研究所留学深造,成为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出国的留学生。他说:“中国那么多人,派我出来学习,我知道肩上的担子有多重,我应该努力为国家做些事情。”
叶培建始终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自己的事业,在国外学习时从未考虑过留下。1985年8月,叶培建在完成学业后,他不光自己放弃了瑞士一家大企业给他开出的30万瑞士法郎年薪回到国内,还动员妻子也跟着自己回到了祖国。国内有单位高薪聘请他,他也不为所动,他选择的是为我国的战略卫星做一些研究。
“当习主席亲自把奖章授予我并对我说:‘再立新功’,这是对航天人的重托,是对中国航天事业的企盼,是对我的鞭策。因此也倍感责任重大!我虽已74岁,但革命人永远年轻,一定在今后的岁月里和同志们一起,把中国的探月和深空探测事业做得更好,为建设航天强国多做贡献。”叶培建说。
●他们的理想抱负,都与国家的民生福祉紧密相连。
(一)
顾方舟毕生致力于研究和开发脊灰疫苗,为我国彻底消灭脊髓灰质炎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将自己的人生概括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
1955年夏天,顾方舟以优异论文成绩获得苏联医学科学院副博士学位,结束在苏联的学习,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祖国。同年,一种传染性疾病在我国第一次大流行。患者多是7岁以下孩子,感染病毒后,会肢体残疾、瘫痪甚至死亡,这种病就是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一时间全国多地暴发疫情,引起社会恐慌。
有一次,一位母亲背着孩子过来对顾方舟说:“顾大夫,你把我的孩子治好吧,他以后还得走路,参加国家建设呢。”顾方舟说:“同志,抱歉,这个病还没有治愈的办法。”那位母亲的眼神瞬间黯淡下来,瘫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后来打扫卫生的工作人员告诉顾方舟,那位母亲直到很晚才走。这件事一直影响着顾方舟。我国当时每年有一两千万新生儿,他知道早一天研究出疫苗,就能早一天挽救更多孩子的未来。
1957年,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所31岁的顾方舟临危受命,开始进行脊髓灰质炎的研究工作。顾方舟说:“交给我这个任务,我想无论如何也得把它完成。遇到一个大的流行年的话,过去咱们中国就有1万至2万孩子由于这个病瘫痪。”
1959年,中国医学科学院派他去苏联考察脊髓灰质炎疫苗情况。在1959年的脊灰疫苗国际会议上,顾方舟搞清楚了疫苗有“死”“活”之分。死病毒疫苗能够产生抗体保护个人,但不能阻止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扩散,并且费用昂贵,生产和免疫程序也很复杂;减毒活疫苗能够引起身体变化,不但能产生抗体,而且还能阻断病毒的传播。国际专家这样告诉参会的顾方舟:“苏联开始用死疫苗,害怕毒力返祖,万一出点什么事,谁担得了责任,我们不好建议,你自己研究决定。”顾方舟以科学家的胆识和理性判断,为全中国人民作出了选择。他向原卫生部写信建议,选择未被证明安全、没有成熟生产工艺的减毒活疫苗,并亲自把毒种从苏联带回国。
1959年12月,脊灰活疫苗研究协作组经原卫生部批准成立,顾方舟担任组长。为了进行自主疫苗研制,顾方舟和7位同事从北京出发,他们选择了云南昆明西郊的玉案山,这是一个隐蔽在热带雨林中的猿猴基地,后来成为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研究所。在那里,他们争分夺秒地研究减毒活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经过不懈地努力,一颗神奇的糖丸疫苗出现了,迅速覆盖了每一个角落。1965年,全国农村逐步推广疫苗,从此脊髓灰质炎发病率明显下降。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计划免疫,病例数继续呈波浪形下降。1990年,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规划开始实施,此后几年病例数逐年快速下降。自1994年9月在湖北襄阳县发现最后一例患者后,至今未发现由本土野病毒引起的脊髓灰质炎病例。
(二)
李保国用35年的坚持只为了一个承诺,这个承诺始于23年前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1996年8月,河北中南部发生特大洪水,洪水冲毁了内丘县岗底村200多亩保命田,山场果树遭受了很大损失。“就是在这个时候,李老师随省里的科技救灾组来到了岗底村查看灾情。他递给我一张写在烟盒上的字条:‘需要果树管理技术,我可以帮忙。李保国。’还对我说:‘你3个月修一条通往村后沟的路,路修好了,我再来。’20天后,路修好了,没想到,他真把铺盖卷搬来了。”内丘县岗底村党总支书记杨双牛回忆道。
那段日子,杨双牛陪着李保国在岗底的大山间一脚石子一脚泥地摸查灾情。“我是农村长大的,过去家里也很穷,所以我见不得老百姓穷。你相信我,依靠科技肯定能致富,咱们一块儿干,让老百姓尽快富起来,我一分钱也不要你的。”李保国对杨双牛说。从那天起,这个愿望就在他俩心里扎下了根。
1996年至2009年,李保国每年都有200多天住在岗底村,他把富岗苹果栽培技术分解成了128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是先对村民集中培训,然后再单独辅导。
他曾讲:“我这辈子最过瘾的是干了两件事,一个是把我变成农民,一个是把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我。”他经常走进田间地头,用农民的语言讲解技术,手把手地传授技术,培养了一批“永久牌”的“技术把式”。在他手机存储的电话号码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农民朋友的,并随时随地为农民解答难题,赢得了农民的交口称赞。
他常说:“老百姓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为了农民的需求,为了产业的发展,他一次次探索创新,一次次开辟“战场”,他的足迹遍布河北邢台县、内丘县、临城县、易县、平山县等太行山扶贫基地的现场,他一年中200多天奔波在扶贫一线上。
二、他们的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真实写照
这些科技工作者身上体现的爱国奉献、担当作为、赤诚报国、创新创造,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真实写照,也是激发民族斗志的强大动力,生动地体现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们在爱国奉献中,树立起了新中国一座座伟大的精神丰碑!
●他们,都具有矢志不渝的爱国精神。
(一)
于敏隐姓埋名28年兑现了对祖国的诺言,用满腔热血书写了历史丰碑。
1961年1月12日,时年34岁的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的巅峰时期,面对祖国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我国核武器研制事业,开始从事氢弹理论的探索研究工作。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连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于敏一生只有2次公开露面,一次是1999年9月18日,他被授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23位获奖科学家发言;最后一次是2015年1月9日,他从习近平总书记手中,接过了当年唯一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证书。
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3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他的胃病日益加重。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非常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水。过了很长时间,在同事们的看护下,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
直到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转危为安。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身边,也许他后来的一切就都不存在了。出院后,于敏顾不上身体没有完全康复,又奔赴西北。
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二)
孙家栋这样总结自己的职业生涯:7年学飞机,9年造导弹,50年放卫星。说到关键的几次人生选择,他概括为一句话:“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1948年9月,孙家栋考入哈工大。1950年,孙家栋响应国家号召,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1951年,孙家栋被选派到苏联学习飞机设计、维修及管理,一走就是7年。
1957年11月17日,正在苏联留学的孙家栋在莫斯科大学的礼堂亲耳聆听了毛主席那番著名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主席第一次讲,孙家栋第一次听,青年人的血液霎时沸腾,他说:“那时候就下了决心,国家需要我干什么事情,就去干。”
从1958年进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从事导弹研究开始,一干就是9年。
1967年,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组建,钱学森亲自点将,让38岁的孙家栋担任“东方红一号”的技术总负责人,搞了9年导弹研究的他开始“转向”,由此开启为之一生的卫星事业。
他是最年轻的“两弹一星”元勋,也是最年老的卫星工程总设计师。2004年,我国正式启动嫦娥一号探月工程时,已经75岁高龄的孙家栋再次披挂上阵,挑起首任探月工程总设计师的重担。很多人不理解,早已功成名就的孙家栋为什么还要接受这项充满风险的工作,万一失败了,他辉煌的航天生涯就可能蒙上阴影。孙家栋还是那句话:“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在嫦娥一号顺利完成环绕月球的那一刻,航天飞行指挥控制中心里,大家全部从座位上站起来,欢呼雀跃、拥抱握手。而孙家栋却走到了一个僻静的角落,悄悄地背过身子,掏出手绢在偷偷擦眼泪。
2009年,在孙家栋80岁生日时,钱学森专门致信祝贺。钱老在信中说:“自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首战告捷起,到绕月探测工程的圆满成功,您几十年来为中国航天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从1958年进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从事导弹研究开始,他将60多年的岁月奉献给了中国的航天事业。
如今,为了中华民族的航天梦,已经90岁的孙家栋仍然在呕心沥血、奋斗不息。
(三)
核潜艇是黄旭华一生的事业。他说:“这辈子没有虚度,一生属于核潜艇、属于祖国,无怨无悔!”
1958年,当时34岁的黄旭华加入了国家最高机密“核潜艇总体设计组”,是最早研制核潜艇的29人之一。他需要遵守3条近乎苛刻的条件:进入这个领域就不能出去,必须干一辈子,犯了错误也不能出去;绝对不能泄露单位的名称、地点、任务、工作的性质;当一辈子无名英雄,不出名。黄旭华欣然应允,“我就像核潜艇一样,潜在水底下,我不希望出名。”
他牢记“核潜艇,一万年也要造出来”的嘱托,隐姓埋名30年,一次都没有回老家,也没能见父亲最后一面。
在执行任务前,黄旭华于1957年回老家过春节。63岁的母亲拉着他的手说:“我和你爸也老了,你要经常回来看看……”黄旭华点头答应。可从1957年至1986年,整整30年,他再也没回过家。由于不能回到父母身边尽孝,黄旭华每逢年节都会给老人寄去10元钱,他只能以此表达孝心。可父亲生气地把黄旭华寄的钱退了回去,姐姐也写信骂他:“越大越不懂事。”面对那张退回来的汇款单,黄旭华心中五味杂陈,欲哭无泪,还不能多解释。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父亲直到去世也未能再见他一面。
1986年底,当两鬓斑白的黄旭华再次回到广东老家,见到满头银发的93岁的母亲。他眼含泪花说:“人们常说忠孝不能双全,我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直到1987年,通过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黄旭华的兄弟姊妹及母亲才了解他的工作性质。
在黄旭华和团队的不懈努力下,从1970年至1981年,第一艘核潜艇下水、第一艘核动力潜艇交付海军使用、第一艘导弹核潜艇顺利下水,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5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1988年,我国进行核潜艇设计极限深潜试验。62岁的黄旭华亲自带队下潜至极限深度,指挥试验人员记录各项有关数据,成为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下水做深潜试验第一人。黄旭华说:“我不是充英雄好汉,要跟大家一起去牺牲,而是确保人、艇安全。”新纪录诞生,全艇沸腾了!黄旭华抑制不住内心的欣喜和激动,即兴赋诗一首:“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如今,已经93岁高龄的黄旭华,仍然每天坚持来到他的办公室工作。
(四)
“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是程开甲百岁生日时所说的一句话。
1960年夏,经钱三强亲自点将,南京大学教授程开甲调进了中国核武器研制队伍。自此,他在学术界销声匿迹几十年。原子弹研制初期,程开甲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分管材料状态方程和爆轰物理研究。
1962年夏,经钱三强推荐,程开甲成为中国核试验技术总负责人。虽然又一次放弃熟悉的领域、去开拓全新领域,但面对国家的需要,他二话没说,接受了组织的安排。
每次核试验任务,程开甲都会亲自到最艰苦、最危险的一线去检查指导技术工作。对爆后的打钻、开挖、调查要经历“三高一险”——温度高、压力高、放射性强度高,同时被炸后的围岩极易塌方,造成险情。对此,程开甲毫不畏惧。每次进洞,程开甲都要充分掌握情况,收集的数据成为日后试验的有力依据。
一次竖井试验中,井很深,需要人被吊着下去,不确定因素很多,基地副司令员孙洪文坚决不同意,但拗不过程开甲,最终同意他最多下到100米深,多1米都不行,程开甲靠这100米对竖井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还有一次程开甲为查看爆心地表现象,“零时”一过就直接进洞,随身携带的一放射性剂量探测笔响个不停,虽然也担心身体受到损伤,但得到了第一手资料,程开甲就觉得值得。
从1963年第一次踏入号称“死亡之海”的罗布泊,到回北京定居,程开甲在茫茫戈壁工作生活了20多年。
●他们,都具有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
(一)
屠呦呦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也是获得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第一位女性科学家。89岁的屠呦呦今年又获得人生最重的一个奖项——“共和国勋章”。荣誉的背后,意味着超出常人的付出。
为倾全力研制青蒿素,将女儿送去老家寄养。1969年,屠呦呦加入“523”项目时,在冶金行业工作的丈夫李廷钊也同样忙碌,为了使屠呦呦能倾全力研制青蒿素,他们咬牙把3岁多的大女儿送到别人家寄住,把小女儿送回宁波老家。
经历无数次的失败,才锁定了青蒿素。当时,青蒿素的提取是一个世界公认的难题,从蒿族植物的品种选择到提取部位的去留存废,从浸泡液体的尝试筛选到提取方法的反复摸索,她领导课题组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屠呦呦意识到,温度是保留青蒿有效成分的关键。她改用沸点较低的乙醚进行实验。那是一个特殊时期。工厂停工,实验室关门,他们只好买来7个大缸“土法”提炼。没有通风系统,更没有防护措施,各种身体不适开始在课题组的科研人员中出现:头晕眼花、鼻子出血、皮肤过敏……因长期吸入乙醚,她还得了中毒性肝炎。他们从系统收集整理历代医籍、本草、民间方药入手,调查了2000多种中草药制剂,选择了其中640种可能治疗疟疾的药方。最后,从200种草药中,得到380种提取物在小白鼠身上进行抗疟疾检测。屠呦呦说:“做到青蒿这步,可以用的药已经都筛完了,前面大约试了200多种中药,提取方式加起来380多种。开始这个部分叫做‘91号’,因为做了191次实验才发现了有效部分。”经过实验,用乙醚制取的提取物,对鼠疟、猴疟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100%。
为确保青蒿素的安全使用,“以身试毒”。1972年7月下旬的一天,北京东直门医院住进了3位特殊的“病人”。说她们“特殊”,是因为她们并没有病,而是肩负着一个特殊的使命,冒着生命危险来当“小白鼠”,“以身试毒”。在当时还没有关于药物安全性和临床效果评估程序的情况下,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是他们用中草药治疗疟疾获得信心的唯一办法。屠呦呦对中医研究院的领导说:“我请求用我的身体,进行人体实验。”大家纷纷劝说屠呦呦,目前的“91号”还不能证明对人体无毒无副作用。她却说:“我是课题组组长,要为‘91号’这个孩子负责,我来当这个人体实验对象,再合适没有了!”屠呦呦回到了病房,将青蒿萃取液“91号”吞下。数日之后,从实验室里传来了令人鼓舞的消息,青蒿萃取液“91号”无毒高效。在医院严密监控下,1周的试药观察获得了让人惊喜的结果:没有发现这种乙醚中性提取物对人体有明显毒副作用。
(二)
一粒小小的糖丸,承载着很多人童年里的甜蜜记忆。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粒糖丸里包裹着的,是顾方舟为抗击脊髓灰质炎而无私奉献的精神。
为研发疫苗,顾方舟“携子试毒”。疫苗从研制到生产,必须经过动物实验和Ⅰ、Ⅱ、Ⅲ期临床试验证明其有效性和安全性。
1959年底,实验证明,在猕猴身上减毒活疫苗安全可行。但能不能用在人的身上?疫苗临床试验,谁第一批服用?冒着瘫痪的风险,顾方舟义无反顾地将试管中的第一批减毒活疫苗一饮而尽,实验室的其他人也跟着加入了试验。1周过去了,他们安然无恙。
但这一结果并未让他放松。成人大多对脊灰病毒有免疫力,脊髓灰质炎多发病于7岁以下的儿童,必须证明这个疫苗对儿童也安全才行。
1960年,顾方舟毅然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瞒着妻子,给不满1岁的儿子喂下了疫苗!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如果疫苗安全性存在问题,儿子面临的可能是致残的巨大风险。“我不让我的孩子喝,让人家的孩子喝,没有这个道理。”李以莞得知儿子服用了疫苗后,顾方舟这样对妻子说。
后来,许多同事也在顾方舟的感召之下,纷纷决定让自己的孩子也加入到实验中,每一个喷嚏、每一声咳嗽,都让大家心惊胆战。“孩子还好吧?”成为顾方舟和同事们每天见面的第一句话。经历了漫长而煎熬的1个月,孩子们生命体征正常,这一期临床试验顺利通过。
当疫苗投入使用,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可以想象中国脊灰疫苗Ⅰ期人体试验竟然就是研究者自己的孩子身上进行的。
父子俩后来都回忆了当初的那个决定。顾方舟说:“即使有点风险,也豁出去了!”儿子顾烈东说:“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怕。但是我还是非常理解我父亲,在做这个决定之前,我估计他思想斗争也很激烈。”
随即开展了更大规模的Ⅱ期试验(2000人),全部成功。1960年至1961年,北京上海等11座城市,450万名孩子服用减毒活疫苗,Ⅲ期试验证明疫苗防疫率高达93%。至此,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正式宣告成功。
“我就跟我老伴说,咱们这几十年没白辛苦,可以跟老百姓说,说我尽力让你们的孩子再也不得这个病了。”顾方舟说。
2019年1月2日,顾方舟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告别仪式上,妻子李以莞写给他的挽联是:“为一大事来,鞠躬尽瘁;做一大事去,泽被子孙”。
(三)
李保国坚持35年如一日扎根太行山区,用科技染绿荒山,把富裕带给乡亲,把最好的论文写在了太行山上。
他超负荷工作,身患重度糖尿病和疲劳性冠心病,但他从没有把自己当病人看待,始终坚持在教学、科研、生产第一线,始终冲在脱贫攻坚的第一线,以超常的意志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保国患上疲劳性冠心病,心脏造影显示他75%的血管狭窄,连心脏支架都做不了,只能做搭桥,但医生说做搭桥后,需要休养,干不了事,所以他坚决不做,采取保守治疗。”郭素萍回忆起丈夫时说。
“有一回我们‘强制’父亲去医院调养一下。他的手机就一直闪个不停,都是好些个老百姓的电话。我们不让父亲接电话,他就急,怕他急会影响心脏,就让他接电话。没住几天,他就又带上行头去村里了。”李东奇回忆起父亲时说。
2016年4月10日,李保国因心脏病突发猝然离世。噩耗传来,他生前服务过的山区农民一批批来到家中吊唁,多地农民自发设置灵堂为他守灵。4月12日清晨,保定市殡仪馆大厅内外聚满了人群,许多农民都来了,乡亲们眼含热泪说:“李老师引领我们发家致富,我们一定要来送他最后一程!”
●他们,都具有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一)
有人说,袁隆平的字典里没有“困难”二字,其实人生的种种困境他都遇到了。他经历过环境条件伴随的艰苦,遇到过政治风暴带来的险恶,遭受过科研攻关出现的挫折,品尝过天伦亲情割舍的愁苦。
在三系杂交水稻研究的艰难岁月中,袁隆平一心扑在杂交水稻研究上,10年中有7个春节是在海南南繁试验基地度过的;3个孩子中有2个落地时,他均不在妻子身边;年迈的父亲在重庆病逝时,由于试验处于紧要关头,他只得坚守在海南基地,没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特别是在三系研究遇到挫折时,持不同学术观点人的冷嘲热讽接踵而至。有人说:“外国人都没有搞成功,你一个中等农校教师能搞成?”甚至有的学术权威讥笑:“搞杂交水稻研究是对遗传学的无知。”但袁隆平没有气馁,他冷静地总结了6年来的经验教训,提出用“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远缘杂交”创造不育材料的技术路线。在全国协作组的共同努力下,于1973年成功实现了杂交水稻的三系配套,并育成了第一个杂交水稻强优组合“南优2号”,1976年在全国大面积推广,比常规水稻增产20%以上。由此,袁隆平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水稻杂种优势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家。
在袁隆平挂帅开展两系法杂交水稻全国协作攻关时,有人好心地劝袁隆平:“您功成名就了,两系杂交稻技术难度大,前途难料,万一有个闪失,岂不坏了名声?”但袁隆平认为:“搞科学研究就象跳高,跨过一个高度,又有新的高度在等着你。要是不跳,早晚要落在后头;即使跳不过,也可为后人积累经验,个人的荣辱得失又算得了什么?”的确,两系法杂交稻研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遭受了严重挫折。许多人为两系法研究的前途担忧,不少研究者丧失了信心。在此关键时刻,袁隆平没有动摇,提出了选育实用光温敏核不育系的不育起点温度指标和选育技术策略,以及两系不育系原种生产程序与冷水串灌繁殖等重大技术,继续组织全国攻关。功夫不负有心人,1995年,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获得成功,尔后广泛应用于生产。这项成果被认为是我国独创的技术,是作物育种上的又一次重大突破。同行专家由衷赞叹地说:“袁先生总是在杂交水稻研究处于迷茫或转折时,提出正确的思路,令大家茅塞顿开,前进的道路豁然开朗。”
“成功易使人陶醉,莫把百尺当尽头。”这是袁隆平的座右铭,他说:“我的个性就是总觉得不满足”。在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成功之后,袁隆平始终没有停止过探索的步伐,坚持奋战在科研第一线。1997年,他领衔开展中国超级杂交水稻育种目标攻关,一次次直击水稻超高产育种的难题,于2000年、2004年、2012年、2014先后实现了我国超级稻百亩连片平均每公顷10.5吨、12.0吨、13.5吨、15吨的第一、二、三、四期育种目标。达到了以上目标之后,有人问还有没有新的目标?袁隆平说:“我还要发挥老骥伏枥的精神,实现我的‘禾下乘凉梦’,向水稻每公顷16吨、17吨甚至18吨的更高产量和品质攀登,挑战水稻产量极限。”他坚信,依靠科技进步和国人的努力,中国人不仅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而且还能帮助粮食短缺国家解决粮食自给问题。
“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是袁隆平的伟大梦想。几十年来,他以博大的情怀,前往印度、孟加拉、越南、菲律宾、美国等10多个国家指导和传授杂交水稻技术。他的目标是让中国杂交水稻覆盖全球一半的稻田,增产的粮食,每年可以多养活4—5亿人口。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迄今已有近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杂交水稻研究与试种示范,目前年种植面积达600万公顷。在袁隆平的倡导下,“杂交水稻外交”正成为我国“走出去”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正成为我国科学发展、和平崛起,向世界展示大国责任的一个重要标志。
功成名就的袁隆平没有停歇,依然保持着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在推动超级杂交稻向亩产18吨冲刺的同时,他还开始了海水稻的研制。2017年他带领“海水稻”研发团队,到迪拜沙漠实验水稻种植,在早晚温差高达摄氏30多度、地下7.5公尺就是海水的沙漠中,他的新型水稻,最高亩产超过了500公斤,成为了全球首次在沙漠种植,并成功的品种。目前,袁隆平“海水稻”研发团队已经在中国五大类盐碱地区建立了8个“海水稻”试验种植基地,2019年种植各类品种的“海水稻”约2万亩。
如今,袁隆平依然活跃在科研一线,做着他朝思暮想的“禾下乘凉梦”。2019年9月29日,在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问袁隆平:“最近有什么进展?”袁隆平说:“我们超级稻正在向亩产1200公斤冲刺!”
(二)
在王启民眼里,科研创新的捷径就是最远最艰苦的那条路。他常和年轻人讲,搞创新要秉持“三字经”:要有铁人的“拼”,“十年磨一剑”的“傻”,向各种人物、事物学习的“智”。
1961年8月,23岁的王启民响应国家的号召,从北京石油学院毕业来到了大庆。此后,每一个油田技术开发的关键时刻,他总是挺身而出,无止境攻关科研,无禁区挑战极限。
油田开发初期,国内没有大庆这种大型陆相砂岩油田开发的经验。当时,外国专家断言,中国人靠自己的力量根本开发不了这样复杂的大油田。王启民等几个年轻人不信邪,写了一副对联——“莫看毛头小伙子,敢笑天下第一流”。横批“闯将在此”。“闯中有马,我们把‘马’字写得大大的,突破了‘门’框。”王启民说,我们一定要闯出天下一流的开发路子来。
闯出去,这是一个艰难的承诺。
20世纪60年代,由于缺乏经验,大庆油田只能套用当时国内外普遍采用的“温和注水”开采方式,结果造成油井含水上升快,原油采收率一度不到5%。王启民在结满了冰溜的帐篷里,奋战了3000多个日夜,逐井取样化验,通宵达旦是常态。他提出的“高效注水开采方法”,开创出中低含水阶段油田稳产的新路子,使日产百吨以上的高产井成批涌现,为大庆油田原油上产提供了重要保证。
20世纪70年代,随着油田开采程度的加深,地下情况不断发生变化,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到1975年,试验区主力油层产量下降幅度增大,油井平均含水上升到54%,油田开发又一次面临严峻考验。王启民及其团队在大庆油田的地层夹缝里、在油和水之间,摸索了整整10年。他们采集和分析了1000多万个数据,创造出“分层开采,接替稳产”的新模式,使水驱采收率提高了10%至15%,为大庆油田增加储量近10亿吨。他们不仅保持了试验区中含水期的高产稳产,而且还绘制出了大庆油田第一套试验区高含水期地下油水饱和度图,摸清了油水在平面和剖面上的分布情况,揭示了油田不同含水期开采的基本规律和稳产办法。1976年,大庆油田年产原油攀上5000万吨。
20世纪80年代,大庆在稳产10年后,逐步进入高含水期,油层里的水越来越多,油却越来越少,很多人认为,大庆油田已经走到了尽头。为了使油田在高含水条件下,实现再稳产10年的目标,王启民绞尽脑汁从地缝儿里“抠油”,“宁可把心血熬干,也要让油田稳产再高产。”这一次,王启民把目光瞄向了表外储层,这是被国内外学界认定为“废弃物”的油层。“这些油层虽然又薄又差,但层数很多,储量丰富。”王启民认为,既然禁区是人设定的,就能打破它。历经7年反复实践,通过对1500多口井地质解剖分析,对4个试验区45口井的试油试采,一次次失败、一次次纠错、一次次再来……他成功摸索出一套“薄差层”开发技术。这项技术使大庆油田新增地质储量7亿多吨、可采储量2亿吨。
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庆油田主力油层含水超过90%。王启民组织开展了“稳油控水”技术攻关,创立了油田高含水后期“控液稳产”的新模式,使3年含水上升不超过1%。到2002年,大庆油田实现了连续27年,年5000万吨以上的高产稳产。
如今,已经83岁的王启民仍坚持每天去他的办公室工作。
●他们,都具有埋头苦干的敬业精神。
(一)
吴文俊是中外公认数学大家——37岁凭借在拓扑学上的杰出成就,与华罗庚、钱学森一起获得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38岁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20世纪70年代开始攀登数学机械化的高峰;2001年,他和袁隆平一起站上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领奖台……
吴文俊治学严谨,但从来不看重个人名利,无论获得多么高的声誉,他总是勤奋地在科研第一线工作。纵观其科研道路,吴文俊的确用了不少“笨办法”。
他读庞特里亚金的俄文专著,完全是靠字典一个字一个字查出来的。
1946年,吴文俊到中央研究院数学所工作。在数学家陈省身的帮助和引导下,原为图书馆管理员的吴文俊进入了拓扑学研究领域。与他住在一个宿舍的曹锡华回忆:吴文俊每天攻关至夜深,感觉证明成功后才睡觉。可一觉醒来,发现证明有错,便重新开始。到了下午,吴文俊又对同事说:“证明出来了。”但很快他又会发现,证明出现了漏洞,既而又开始熬夜。如此反复了不知多少遍,终获成功。
1947年,他考上了中法交换生,赴斯特拉斯堡大学留学。在法国学习时,为了参考更多的外国文献,他自学了英语、法语、德语和俄语。他谦虚地表示:“会4种外语没有什么,它们只是研究工具而已。”留学期间,他再次向拓扑学最困惑的问题发起了攻击——证明4k维球无近复结构。这个问题的解决,使欧洲的拓扑学大师们大为吃惊。他们不敢相信,一个中国学生能解决这样的难题。
新中国成立后,吴文俊于1951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数学所、中国科学院系统所、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任职。他引进的示性类和示嵌类被称为“吴示性类”和“吴示嵌类”,他导出的示性类之间的关系式被称为“吴公式”,极大地推进了拓扑学的发展,成为影响深远的经典性成果。
20世纪70年代,吴文俊在接触计算机后便抛开已有的拓扑学成就,开始攀登数学机械化的高峰。很快,他提出用计算机证明几何定理的“吴方法”。为了在计算机上验证演算结果,年近60岁的他从零开始学习多种编程语言。他每天上午七点多来到研究所机房外等候开门,进入机房后一般10小时后才出来;下午五点吃饭,并利用这个时间抓紧整理分析计算结果;晚上七点再进入机房,工作到午夜或凌晨才回家。很多年里,他的上机操作时间稳居全所榜首。
此后数十年,他陆续建立起“吴中心”,并在近代数学史上形成“吴学派”,吸引众多中外学者前来求学。
“做研究不要自以为聪明,总是想些怪招。要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功夫不到,哪里会有什么灵感。”吴文俊曾这样分享成功秘诀。
(二)
南仁东曾说:“FAST如果有一点瑕疵,我们对不起国家。”
南仁东曾前往荷兰、苏联等国家的著名天文台考察,还在日本国立天文台担任过客座教授。他决定开启属于中国的“天眼”始于对“差距”的认知。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国纷纷建造更精密先进的射电望远镜设备,中国在这一领域却远远落后,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仅有25米。南仁东决心在祖国的土地上建造一个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他说:“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这一试,便是整整22年。
为了给“天眼”选址,南仁东用了12年,带着团队对1000多个洼地进行比选,又实地走遍上百个窝凼,最终决定选址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大窝凼。那时,贵州的交通条件还不是很好,很多地方无法通车,只能靠步行,他们每天最多只能看一两个窝凼。FAST调试组副组长、南仁东的学生甘恒谦回忆:“有的荒山野岭连条小路也没有,当地农民走着都费劲。”
而FAST的建造没有经验可循,很多关键技术只能自主创新。例如,FAST设计为索网结构,钢索使用寿命按30年计算,要求的疲劳强度是国家规定强度的2.5倍。在市场上能找到的产品都无法满足需求,生产企业也没有相应的技术储备,工程几乎停摆。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南仁东带领团队历时两年多的研发,经历近百次失败,才最终取得成功。
南仁东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化身“拼命三郎”,既要把握工程的整体方向,在施工现场也经常亲力亲为,爬山调查危岩、上钢架拧螺丝、拿扁铲削平钢材……FAST现任总工程师姜鹏说:“大到工程整体实施方案,小到一个零部件图纸,南老师都非常了解。”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陈学雷曾说:“虽然南老师没有能等到它产出科学成果的那一天,但我想他离去的时候心里一定非常清楚,他毕生的事业已经成功了。”
三、他们的情感,饱含着对学生的关怀和亲人的愧疚
这些科技工作者在几十年的科研生涯中,不仅为我国科技事业呕心沥血,也为青年人的成长殚精竭虑。闪烁的勋章奖章背后,有亲人的默默付出,成为他们事业的坚强后盾。
●他们,都是青年人成长路上的良师益友。
(一)
于敏在几十年的科研生涯中,不仅为我国核武器事业鞠躬尽瘁,也为国防科研队伍建设费尽心思。
开原子核理论人才培养之先河。
20世纪50年代初,于敏从彭桓武那里接受了原子核理论方面的研究任务,在不长的时间里,他先后发表论文、著作和译著20多篇(册),被钱三强誉为“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同时,他也为我国培养了建国之后第一批原子核理论科研人才。
当时,在于敏领导的科研小组中,很多是刚出校门的大学生,他主动承担起这些年轻人开展科研工作的启蒙老师的责任,手把手地指导他们开展科研工作,其中,张宗烨还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58年,在“大家办原子能科学”的号召之下,全国各省市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所陆续选派了数十人,到于敏所在的研究组进修或当访问学者,学习原子核理论。于敏放下手头的研究工作,亲自编写教材、教授课程,帮助20多人选课题,带大家一起做科研。
因材施教,师德高尚。
于敏招收的研究生,毕业于不同的学校、不同的专业,经历不同、基础不同。他将工作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运用于教学指导,因人而异、因材施教,悉心育人。
1965年,他调离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之前,他培养过2名研究生,后来都成为各自工作领域内的翘楚。
1984年,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开始招收研究生,于敏成为首批研究生导师。由于他的工作性质高度保密,加之业务繁忙,仅招收了2名硕士研究生和1名博士研究生。
于敏对博士研究生蓝可提出了“广博学识、坚实基础、活跃思想、勇于创新”的要求。并特别强调一个“勇”字,即在创新过程中,一定要有足够的勇气去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阻力,即便压力再大也绝不动摇。还把“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格言亲手写在了学生的笔记本上。于敏针对蓝可的特点,制定了从物理基础和科研方法训练入手的培养方案,由最基本的概念讲起,以自己敏捷的思维、严密的逻辑、快速数学计算能力和近乎神奇的初估能力,为学生树立着典范。蓝可毕业后,成为工作单位的骨干,在法国和德国做博士后和访问学者期间在X光激光领域表现出色。
陈京是于敏的关门弟子,经过3年的调教,认为他是一个研究理论物理的好苗子,但于敏工作任务过于繁重,自认为不能以更多精力指导学生,遂把他介绍给了专攻理论物理的陈式刚院士攻读博士。可于敏对于陈京的影响,他没齿难忘:“尽管于先生只是我硕士期间的导师,但他的品德和学识,他在做人和做事方面对我的倾囊相授,将会惠及我的一生。”
于敏一贯强调研究生阶段加强基础研究培养的重要性。他与研究生座谈时说:“一本书的精华并不多。初学时会感到愈看书愈厚,融会贯通后,就会感觉愈看愈薄,只有到了这种境界,才可以随心所欲,灵活运用。打基础是很重要的。”他在给研究生的题词中指出:“培养具有崇高理想、坚实基础、广博学识、活跃思想的青年科学人才。”
诲人不倦,润物无声。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于敏被任命为研究院副院长兼研究所所长。当时研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单位近10年没有新进大学毕业生,科研队伍“青黄不接”。基于科研队伍无以为继的潜在威胁,他决策在所内开展核武器知识的有关讲座,并组织对所内常用的计算程序进行讲解,加速研究所科研及科研管理人员队伍建设。
于敏把对科研人员培养和科技人员队伍建设融入到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之中。和他共过事的很多人,虽然没有明确的师承关系,却都自称是他的学生,因为众多科技人员从于敏那里学习到了“愿将一生献宏谋”的高尚品质;求真务实、学术民主、团结协作的工作作风;理论联系实际、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主要矛盾的工作方法。尊敬地称他为恩师和先生。
大家都知道,向于敏请教问题有3个“不”:一是不论时间、场合,随时随地可以提问;二是不论范围,物理、力学乃至其他相关学科都可以问;三是不论问题大小难易,一样耐心解答。他总是将自己的知识、方法、诀窍乃至重要的思想和盘托出,毫无保留地告诉大家。
1994年,于敏获求是科研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他把获得的部分奖金作为奖励基金,用来奖励院内优秀的青年科技人员。
(二)
吴文俊曾说:“我们是踩在许多老师、朋友和整个社会的肩膀上才上升了一段。应当怎么样回报老师、朋友和整个社会呢?我想,只有让人踩在我的肩膀上。”
1951年,吴文俊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研究条件,毅然回国。有感于师恩深重,吴文俊此后一生都以数学家陈省身为榜样,不断鼓励和帮助后辈,并终生矢志不渝地推进数学学科的发展。
在所培养的学生和长期在他影响或帮助下工作的同志眼里,吴文俊是一位谦逊、和蔼的师长,更是爱国的典范和做人的楷模。他的辛勤耕耘,换来了桃李成蹊,众多学生成为国际上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
2003年,在他的影响下,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成立了数学机械化重点实验室,对“吴方法”和“吴消元法”进行了大量后续性研究工作,该实验室所形成的高水平数学机械化研究队伍,在国际上被称为“吴学派”。
他的学生、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卓军说:“吴先生重视每个学生创造性的发展,他说学生不能被自己的导师淹没,学生当然要学习、发扬老师的某一部分,但也要有自己的想法,要学习其他老师的长处,这样才可能有创造性。”
他的学生、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小山说:1988年博士毕业后得到美国大学邀请去做博士后,赴美后才从美国教授处得知,这是吴文俊此前访美时对他大加推荐的结果。“吴先生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
他的学生、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子明,在吴文俊的推荐下出国攻读博士。1996年,李子明博士毕业,正在为人生选择踌躇之际,收到了吴文俊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听说你现在想回来,请一定回到我们这个实验室来工作。”吴文俊在信上写道。“想到当年吴先生义无反顾回到祖国的深情,我也深受激励,毫不犹豫地回来了。”李子明回忆道。
他的学生、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王东明至今保存着恩师吴文俊1988年至1993年间数百封传真和信件。“先师的成就博学令人高山仰止、家国情怀令人敬佩咏叹。我热爱先师开创的数学机械化事业,并励志为其发展奋发图强、努力前行。先师对我也一直器重抬举、褒奖提携。成为他的博士生之后,我更有机会帮先生打点前后,多得先生言传身教。”回忆起吴文俊对自己的悉心指导,王东明依然历历在目。
2007年,已88岁高龄的吴文俊仍站在讲台上传道授业,为数学院研究生作了题为“消去法与代数几何”的报告并解答了学生们的许多问题。参与者回忆,在近两个小时的过程中,吴文俊始终站着,声音铿锵。
●他们,都得到了亲人的理解与支持。
(一)
屠呦呦和李廷钊是中学同学,结婚已经56年了。
在同学眼中,屠呦呦生活上是个粗线条,不太会照顾自己,一心扑在工作上。有一次,她的身份证找不到了,让同学帮忙找找,结果一打开她的箱子,里面东西放得乱七八糟的。还有一次,她去宁波开会并单独坐火车回京。在火车停靠途中站点时,屠呦呦想下车走走。结果,火车开走了,她竟然被落下了。
屠呦呦自己也说:“要让身边的生活琐事变得井井有条,我依然不灵光。成家后,买菜、买东西之类的事情,基本上都由我家老李做。”李廷钊没有因此而责备屠呦呦,反而为了能让她全心做好研究,他承担起了一切家务。家中的柴米油盐、锅碗瓢盆,李廷钊从没让屠呦呦操过心。
李廷钊的全力支持和理解,让屠呦呦可以毫无顾虑地投入到追梦的路程,不断地靠近自己的梦想。他们对梦想的坚定和付出,才让青蒿素成为现实,拯救着更多人的生命。
在获诺贝尔奖后,屠呦呦一举成名,平静的生活瞬间被打破,他们整天被记者和各种声音包围。李廷钊又主动包揽了一切,继厨师、保姆之后,又成为了屠呦呦的秘书,应付各种各样的采访和应酬。有时候采访的问题比较多,应付太麻烦,李廷钊就想各种办法推脱过去。屠呦呦也曾经面对过许多质疑,李廷钊会十分心疼地说:“老太太太累了。”在梦想面前,李廷钊将来自生活的琐碎,全部阻挡开来,只为屠呦呦能安心前行。
(二)
李保国和郭素萍是大学同学,从1981年结婚起,他们一起生活了35年。
她陪李保国走遍了河北的山山水水。因为常年奔波,生活没有规律,再加上高强度的工作,李保国先后患上了重度糖尿病和重度疲劳性冠心病。平日里,李保国开车往返奔波,郭素萍就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替他接电话、打电话,到基地就把药准备好,看着他吃下去。
“我阻拦不了他继续拼命,只能跟在他的身边照顾他。出门我一般都带够一周的药量,有时候事儿连成串儿,超过一周了,就得回保定取,然后坐火车再赶回去。”回忆往事,郭素萍悲痛万分。
在李保国逝世后的第3天,作为李保国的妻子郭素萍在烈士陵园召开课题组会议,毅然扛起“李保国精神”的旗帜,率领由卢振启、齐国辉、张雪梅等20余人组成的“李保国山区开发与林果产业技术创新”团队,担起李保国未竟事业。
每年,郭素萍及团队成员的足迹要踏遍河北省30多个县市,传播果树管理技术,为农民培训,在扶贫一线超过300天。
“白天在地里走1万至2万步,晚上回去才发现真累,一点都不愿意动了。”但郭素萍对笔者说,虽然自己不再年轻,但希望和丈夫一样,坚持“干到动不了那天”。
3年多以来,郭素萍和这支团队,把科技扶贫的触角延伸到更多地方,践行着“太行山上新愚公”的夙愿。
他们的精彩人生,映照了新中国70年的辉煌。他们身上生动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激发民族斗志的强大动力。他们背后的感人故事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发现和体会更加丰富的精神食粮和精彩的人生经历,共同营造崇尚英雄、关爱英雄、学习英雄的良好氛围,激励广大科技人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拓进取、奋发有为,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