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青春和生命谱写多彩无悔的人生——记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科技工作者们
作者:秦全胜时间:2020-02-24 18:02 来源:《中国科技人才》杂志

2020年1月10日,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科技工作者颁奖。被称为中国科技最高荣誉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历来备受瞩目,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旭华和中国科学院院士曾庆存获得了这一殊荣。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1999年设立、2000年度首次评选颁奖,至今已走过20年历程。该奖项每年授予人数不超过2名,其中2004年度、2015年度出现空缺,20年来共有33位著名科技专家获此殊荣。这些获奖者怀爱国情、秉报国志,艰苦奋斗、潜心探索、无私奉献,长期拼搏在科研一线,洞悉科技发展趋势,矢志创新,建树累累,在推动我国自主创新、促进技术转移和高技术产业化等方面立下了卓越功勋,圆了无数的科技梦,赢得了科技界和全社会的称颂和尊重。他们身上,充分展示了中国科学家的崇高精神。

本文通过宣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进一步营造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积极学习传承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严谨求实、淡泊名利的高尚品德,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大家风范,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一、他们从小就有远大的梦想和抱负

他们出生和成长的年代,处于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候。动荡的社会、民族的危亡、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们在青少年时代就认识到应担当的责任,树立起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奋斗的梦想和抱负。正是在这一伟大梦想的感召下,他们立志干大事,图强为祖国,为谱写多彩无悔的人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17年11月,刘东生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刘东生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习字背诗。在动荡年代成长起来的他,眼睁睁地看着祖国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欺负,却无能为力,这段经历让他从年幼时就把“爱国自强”“精忠报国”的念头深深地埋在心底。中学毕业之后到大学深造,为苦难中的祖国做更多、更大、更有益的事,成为刘东生难以割舍的梦想。

1918年11月,师昌绪出生于河北省徐水县。“卢沟桥事变”3个月之后,师家决定举家向南逃亡,19岁的师昌绪是第一批逃亡者。“逃亡之夜的生死离别中,我是哭声最大的一个。”一路艰辛自不必说,“看见一只乌鸦飞过都以为是日本飞机”的情况多如牛毛。正是在数次危亡时刻,原本有些懦弱的师昌绪渐渐萌发救国初心。逃到河南后,师昌绪放弃了原来的师范专业,转而投身制造飞机大炮所必需的重工业,因为“要想强就得有好钢”。

1922年5月,吴良镛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地战火纷飞,少年时国难当头、背井离乡的经历让他在内心早早燃起了建设家园的热望。他考入重庆中央大学学习建筑,战火中的求学生涯虽然艰难,但因为报国理想的激励而充满斗志与热情。

1924年2月,闵恩泽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川军喊出“抗战到底”“誓不回乡”的口号,澎湃的爱国之情深深地感染了13岁的闵恩泽,他和同学一起游行,举行各种集会,走街串巷,宣传抗日。在少年稚嫩的心里,爱国的种子已深深扎下了根。

1926年3月,黄旭华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看到父母治病救人,受人尊敬,他自小立志继承衣钵当一名好医生。然而,日寇的肆意横行击碎了他儿时的梦想。黄旭华小学毕业时,恰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学校基本都已停办。1938年春节后的第4天,他在长兄的带领下,开始了人生第一次求学之旅,经过4天跋涉,终于抵达聿怀中学。两年后,他再度开始了惊险之旅,历时两个月才到达桂林中学继续念书。然而,想象中的净土并不存在。面对日寇狂轰滥炸,桂林满城烟尘、一片废墟,黄旭华忍不住求教英语老师——柳亚子之女、出任过宋庆龄秘书的柳无垢:“为什么日本鬼子想炸就炸、想杀就杀?为什么中国这么大,却连个安心读书的地方都没有?”她回答得很简单:“因为我们国家太穷太落后了,穷国落后就要受人家的欺负,受人家宰割。”黄旭华说:“这时候我就改变了主意,决定不学医了,而是要学航空,学造船。”一年后,黄旭华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从此开始了一生探寻保卫祖国海疆、抵御外侮的人生道路。

1926年8月,于敏出生于河北省宁河县。生活在沦陷区天津、北平的于敏,目睹日本侵略者的烧淫掳掠,痛感民族屈辱之悲愤,立志要学好科学、报效祖国。

1929年9月,金怡濂出生于天津。读小学时,校长因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被暗杀,未满10岁的金怡濂经历这一事件,既震惊又悲愤。他暗下决心,要努力学习和工作,帮助国家和民族摆脱贫穷落后面貌,不再被外强侵略。

1930年9月,袁隆平出生于北京。抗战爆发后,少年袁隆平在随家迁徙、流浪中品尝到了时代的苦难。流离失所的不幸和山河破碎的残酷现实,使袁隆平逐渐懂得了国家兴亡与自己的责任,激发了他发奋学习、报效祖国的志向。

1932年11月,王永志出生于辽宁省昌图县。高中时期,看到依然贫瘠的土地,王永志最初萌生的理想是改良物种,让人民能过上富足的生活。可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军飞机频频到辽东领空滋扰,空袭警报不断,学校被迫停课。王永志如梦初醒:“落后是要挨打的,有国无防是不行的。没有国防,生物、遗传理论还有什么意义?”他报名参军,却被告知本校高中生不参加抗美援朝。他便立志设计飞机、保家卫国,报考了清华大学航空系飞机设计制造专业并被录取,从此走上了从事航空航天研究的道路。

1935年9月,王泽山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幼年时镌刻在他记忆里最深的就是“不做亡国奴”。当时,东北民众被强迫接受“伪满”教育,但他的父亲冒着生命危险,经常悄悄地教育王泽山:“你是中国人,你的国家是中国。”目睹日寇暴行,再加上父亲的谆谆教诲,让王泽山幼小的心里埋下一颗报国的种子。

1936年12月,刘永坦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37年12月,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他的童年被颠沛流离的逃难所充斥,让他从小就对国家兴亡有着深刻理解。“永坦”是家人对他的祝愿,更代表着国人对国家的期许。刘永坦坚信,科技可以兴国,他一定要实现这个最朴素的愿望。

1937年10月,钱七虎出生于江苏省昆山市。那一年,淞沪会战爆发,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血腥的战争逼迫邻近的江苏昆山人民流离失所。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钱七虎在母亲逃难途中出生。解放后,依靠政府的助学金,钱七虎完成了中学学业。强烈的新旧社会对比,在他心中深深埋下了矢志报党报国的种子。1954年8月,钱七虎迈进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大门,成为哈军工组建后招收的第三期学生。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启了他一心为党、忠贞报国的壮丽人生。

 

二、他们都具有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他们始终不忘科技报国的初心与使命,把个人理想与党和国家的需要、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正是这个坚强信念和强大的精神支柱,使他们淡泊名利、清简寡欲、殚精竭虑、自强不息,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理想,作出了无愧于祖国和时代的贡献。

1.响应国家号召,毅然回国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18位有海外留学经历。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他们放弃了国外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到祖国的怀抱,默默撑起民族的脊梁,用青春与血肉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奠下基石。新中国成立时,美国明令禁止学习理工医学科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叶笃正、张存浩、吴良镛、谢家麟、徐光宪、郑哲敏、师昌绪、闵恩泽等满怀报国的赤子之情,冲破阻挠,几经周折,投身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的建设和教育事业中。1950年8月,叶笃正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横渡太平洋,绕道香港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祖国。1950年10月,张存浩放弃继续在美国深造的机会,放弃多家单位给出的丰厚待遇,毅然离开旧金山登上开往祖国的轮船。1950年底,吴良镛满怀报国的赤子之情,几经周折从美国回到祖国。1951年9月,谢家麟回国途中受阻,被迫返回美国。1955年,谢家麟在美国芝加哥医学中心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以高能电子治疗深度肿瘤的加速器。美国移民局要他在做永久居民和限期离境之间作出选择时,谢家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尽早回国。1955年7月,谢家麟回到了祖国。1951年4月,徐光宪毅然放弃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机会,与妻子搭乘“戈登将军号”邮轮回到祖国。1954年9月,郑哲敏从纽约乘船离美,途经欧洲辗转近5个月,于次年2月从深圳入境,回到了阔别6年半的祖国。1955年6月,师昌绪终于冲破了美国政府的重重阻力,登上了从旧金山开往香港的“克里夫兰号”客轮。临行前,导师问他:“你想回国,如果因为职位低,挣钱少的话,我可以帮忙。”师昌绪平静地回答说:“都不是,在美国我是个可有可无的人,而我是中国人,我的祖国需要我。”师昌绪回国后一直致力于材料科学研究与工程应用工作,在国内率先开展了高温合金及新型合金钢等材料的研究与开发,他的成果使我国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由锻造到铸造、由实心到空心迈上两个新台阶。1955年10月,闵恩泽偕夫人陆婉珍毅然舍弃美国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冲破重重封锁回到了阔别8年的祖国。1951年,吴文俊放弃了在法国的优越条件,义无反顾地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1951年底,黄昆放弃了在英国的优越条件,满腔热诚地回到自己深爱的祖国。1961年,曾庆存从苏联留学回国时写下一首《自励》诗,立志不辜负国家的培养,要攀上大气科学的顶峰。如今,59年过去了,曾庆存不负初心,在数值天气预报、地球流体力学、卫星大气红外遥感、气候与环境科学、自然控制论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就,用丰硕的成果回报了他挚爱的祖国。1981年秋,刘永坦毅然从英国回到祖国。刘永坦带回了一个宏愿——开创中国的新体制雷达之路。“雷达看多远,国防安全就能保多远。这样的雷达别的国家已经在研制,中国决不能落下,这就是我要做的事。”

2.面向国家需求,改变研究方向

他们为了国家重大需求多次义无反顾地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而且每一次改变之后都在新的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于敏曾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要消失,能把微薄力量融进祖国强盛之中,便足感欣慰。”1961年1月,时年34岁的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的巅峰时期,面对祖国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我国核武器研制事业,开始从事氢弹理论的探索研究工作。从那时起,于敏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3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程开甲在百岁生日时说:“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1960年夏,经钱三强亲自点将,南京大学教授程开甲调进了中国核武器研制队伍。1962年夏,经钱三强推荐,程开甲成为中国核试验技术总负责人。虽然又一次放弃熟悉的领域、去开拓全新领域,但面对国家的需要,程开甲二话没说,接受了组织的安排。从1963年第一次踏入号称“死亡之海”的罗布泊,到回北京定居,程开甲在茫茫戈壁工作生活了20多年。郑哲敏把国家需求作为自己的专业,从地下核试验、到穿破甲机理、再到爆炸成型,他的每一个研究成果都切实解决了祖国面临的难题。孙家栋这样总结自己的职业生涯:7年学飞机,9年造导弹,50年放卫星。说到关键的几次人生选择,孙家栋概括为一句话:“国家需要,我就去做。”孙家栋几十年来一直倾注于中国的航天事业,参与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上多个第一的辉煌,为我国航天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如今,为了中华民族的航天梦,已经90岁高龄的孙家栋仍然在呕心沥血、奋斗不息。为了祖国的需要,徐光宪曾连续四次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徐光宪最初的科研方向是量子化学,回国后开始转向研究配位化学。1960年,为适应国家原子能工业发展的需求,徐光宪将核燃料萃取化学作为自己新的研究方向,为打造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这一“核科学家的摇篮”作出了历史性贡献。1972年,为扭转我国稀土工业的落后状况,徐光宪又致力于稀土分离方法的理论和实验研究,他和同事们一起创造了稀土世界的“中国传奇”,改变了世界稀土产业和市场格局,被国际稀土界惊呼为“中国冲击(China Impact)”。1978年,已近花甲之年的徐光宪第四次转向,重新拾起量子化学方面的研究,培养研究生,著书立说。闵恩泽始终秉持“国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的信念,数易研究方向,在催化剂研究、石油化工、化纤、生物柴油等领域均卓有建树。张存浩曾说:“从青年时代起,我为自己树立的最大科研人生理想,就是报国。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研究方向。”张存浩为国家需求数次改行,分别从事过水煤气合成液体的研究、火箭推进剂的研究、激光领域的研究。叶笃正在面临专业选择时听从钱三强的建议,甘愿放弃自己喜爱的物理专业,转而选择国家急需的气象学专业。叶笃正开创了青藏高原气象学,创立了大气长波能量频散理论、东亚大气环流和季节突变理论、大气运动的适应尺度理论,开拓了全球变化科学新领域,对我国现代气象业务事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曾庆存说:“党和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选择。”1952年,曾庆存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服从国家需要学习气象学专业。1970年,曾庆存又一次服从国家发展需要,开始从事当时在国际上兴起、中国尚是空白的气象卫星和大气遥感相关研究工作。

 

三、他们都具有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在科学研究的征途上,他们始终以创新为己任,善于独辟蹊径,勇闯学术禁区;敢于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面对科学研究中的难关险隘,他们锲而不舍,百折不挠,成功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创新性的突破,推动了学科发展乃至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1.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勇攀高峰

他们瞄准世界科技前沿,追求学术卓越,勇攀科学高峰。吴孟超早年就立志投身科学研究,把瞄准基础医学前沿、作出一流成绩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吴孟超最先提出中国人肝脏解剖“五叶四段”的新见解,在国内首创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而后成功进行了“禁区中的禁区”的中肝叶切除术。多年来,吴孟超还相继建立了常温下无血切肝术、肝癌复发再切除和肝癌二期手术技术,在肝癌综合免疫治疗、生物治疗、肿瘤生物信号传导研究、病毒与基因治疗和肝移植领域以及早期发现肝癌的检测手段和技术研究方面均取得重要成果,并研究出符合中国人体质的肝脏外科手术技术体系,使我国肝癌手术成功率从不到50%提高到90%以上,震惊了国际医学界。几十年来,吴孟超先后创立了肝脏外科的关键理论和技术体系,开辟了肝癌基础与临床研究的新领域,并创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肝脏疾病研究和诊疗中心。2019年1月14日,已97岁高龄的吴孟超积极响应上级关于施行院士退休制度的重要举措,光荣退休。而就在退休前的一周,吴孟超仍奋战在手术台上。吴孟超说:“虽然人已退休,但只要部队需要我、病人需要我,我随时愿意进入卫勤战位、回到临床一线!”1956年,正当自己在微分几何方面的成就引人注目的时候,谷超豪却敏锐地看到尖端技术发展对数学提出的新要求。为了满足国家科学事业发展的需要,谷超豪毅然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偏微分方程这一新的研究领域中来。60余年来,谷超豪在数学的崎岖山路上行进。从微分几何到偏微分方程,再从偏微分方程到数学物理,谷超豪的一生历尽了数学的深奥和抽象,在当今核心数学前沿最活跃的三个分支——微分几何、偏微分方程和数学物理及其交汇点上作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50年代,吴文俊为拓扑学做了奠基性的工作,他的示性类和示嵌类研究被国际数学界称为“吴公式”“吴示性类”“吴示嵌类”,至今仍被国际同行广泛引用,影响深远,享誉世界。1976年,年近花甲的吴文俊放弃已成就卓著的拓朴学研究,毅然开始攀越学术生涯的第2座高峰——数学机械化。王永志说:“我们起步虽晚,但起点要高,我们要跨越式地发展,迎头赶超。我们必须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我们的飞船一面世,就要和人家搞了40年的飞船基本上处在同一个档次,能够和他们并驾齐驱,一步到位,甚至某些局部还可以有所赶超。”1992年,在设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体方案时,王永志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跨越式发展道路。王永志瞄准的赶超目标就是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俄罗斯“联盟—TM”飞船,按照最先进的三舱方案进行设计。经过王永志和老一代航天人的不懈努力,使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用10年时间跨越了国外40年的航天发展历程。2003年,神舟五号发射成功,飞船整体达到俄罗斯联盟号的水平,甚至在个别地方还有所突破,比如飞船落点控制精度高、逃逸覆盖面大、生活舱留轨利用等。几十年来,金怡濂将所有精力都集中到一个方向:追求速度、超越速度,发展自己的高性能计算机。“我们必须跨越,否则将被世界越甩越远。”金怡濂下定决心研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巨型计算机“神威”。他和科研人员一道,一手拿放大镜,一手握电筒,用肉眼一个个检查成千上万个焊点。“我的要求,哪怕是一个焊点、一枚螺丝钉也要体现世界水平!”花甲之年的金怡濂也为此付出了超常的代价:每天深夜回到家时都几近虚脱,先要在沙发上躺半个小时才有力气开口说话。金怡镰带领团队经过数年的艰苦努力,“神威”高性能计算机终于横空出世,运行速度达到每秒3840亿次。此后,金怡濂带领团队再次向世界最先进水平发起冲击。2001年底,“神威Ⅱ”终于问世,运行速度达到每秒13.1万亿次,系统效率达75%,超过了当时世界上排名第一的计算机58.8%的效率指标,机器体积和能耗等指标也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王选坚信一种理念:高科技应该做到“顶天立地”。所谓“顶天”,就是坚持高起点,瞄准世界科技前沿,着眼于未来技术的发展方向,开发最先进的技术,实现创新跨越。在20世纪70年代非常艰苦简陋的科研条件下,王选及其团队就是坚持这样一种理念,经过将近10年夜以继日、坚持不懈地奋斗,终于发明了一系列新算法,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关,使我国的出版印刷行业免于西方社会整整用了40年经历的一代机、二代机和三代机发展阶段,从铅排印刷直接跨入了第四代机——激光照排系统,并且比西方国家早一年实现了推广应用,使中国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从梦想变成了现实,实现了跨越式发展。1955年7月,谢家麟回国后就开始带领一批刚出校门的大学生,耗时8年建成了中国第一台30MeV的高能量电子直线加速器,跨越式地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它的第一个应用就是模拟原子弹爆炸时的辐射效应,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提供了保障和检测手段。谢家麟为我国高能粒子加速器从无到有并跻身世界前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79年,为了追赶上与国际先进水平几十年的差距,已过花甲的谢家麟再一次“大胆”地投入到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的研制。1988年10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实现正负电子对撞,宣告建造成功。这是中国高能物理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也创造了国际加速器建设史上的奇迹,受到国内外的广泛赞誉。

2.瞄准国家战略需求,勇于担当

他们以敢为人先的勇气和锐意创新的激情,瞄准国家战略需求,直面各类急难险重任务,迎难而上,创造了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诸多奇迹。黄旭华说:“这辈子没有虚度,一生属于核潜艇、属于祖国,无怨无悔!”1958年,黄旭华加入了国家最高机密“核潜艇总体设计组”,是最早研制核潜艇的29人之一。他需要遵守3条近乎苛刻的条件:进入这个领域就不能出去,必须干一辈子,犯了错误也不能出去;绝对不能泄露单位的名称、地点、任务、工作的性质;当一辈子无名英雄,不出名。黄旭华欣然应允,“我就像核潜艇一样,潜在水底下,我不希望出名。”他牢记“核潜艇,一万年也要造出来”的嘱托,隐姓埋名30年,一次都没有回老家,也没能见父亲最后一面。1988年,我国进行核潜艇设计极限深潜试验。62岁的黄旭华亲自带队下潜至极限深度,指挥试验人员记录各项有关数据,成为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下水做深潜试验第一人。如今,已经93岁高龄的黄旭华,仍然每天坚持来到他的办公室工作。王小谟说:“我这辈子就干了一件事,研制雷达,然后负责将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应用到预警机上,把设计变为现实,让我们的预警机成为国家的‘争气机’。现在的科学研究条件、科研政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我们更要珍惜这难得的机会。”20世纪70年代,我国就曾经启动预警机的研制,但终因当时国力有限和技术基础薄弱,未能成功。而就在那个艰难时刻,在雷达科研一线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王小谟,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预警机研制事业中。在此后的数年里,王小谟规划和实施了对于机载预警雷达的技术攻关,并逐步突破了机载雷达最为关键的技术。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国外合作方单方面终止预警机合作项目研制合同。就在所有人都认为这个项目要就此搁置的时候,王小谟站了出来,他只说了一句话:“立足自主、研制国产预警机!”仅用了一年时间,王小谟带领团队就把地面样机做好了。又过了一年,样机飞上了天。随后,王小谟带领团队又打破了从科研样机到研制成功至少需要10年的预言,仅花费了5年时间。在这些日子里,年近七旬的王小谟每一次上机往往需4至6个小时,40多度的高温,90多分贝的噪声干扰。最终,国产两型预警机创造了世界预警机发展史上9个第一,成为世界上看得最远、功能最多、系统集成最复杂的记载信息化武器装备。刘永坦说,在国外,无论做多少工作,取得多大成就,都是给别人干活。只有回到祖国,才是真正的归属。然而,要建新体制雷达,在当时的中国简直是异想天开。“没有谁会告诉你关键技术,只有咬牙向前走,不能向外面的封锁低头。”一场填补国内空白、从零起步的具有开拓性的攻坚战从此开始,刘永坦立志要向国家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1983年,经过10个月连续奋战,刘永坦完成了一份20多万字的《新体制雷达的总体方案论证报告》,在理论上充分论证了新体制雷达的可能性。1991年,经过10年科研攻关,刘永坦在“新体制雷达与系统试验”中取得了重大突破,并建成我国第一个新体制雷达站。那时,身边很多人劝他“功成名就、见好就收”但刘永坦却说:“这还远远不够。”在他看来,科研成果如不能转化为实际应用,就如同一把没有开刃的宝剑,中看不中用。“一定要让新体制雷达走出实验室,走向海洋。”随后的10余年里,从实验场转战到实际应用场,刘永坦带领团队进行了更为艰辛的磨炼。由于国际上没有完备的理论,很多技术难点亟待填补,再加上各个场域环境差异巨大,新体制雷达的“落地之旅”格外艰难。“解决不了抗干扰问题,雷达就没有生命。”各种各样的广播电台、短波电台、渔船,发出强大的电磁干扰是最大的难题。设计—试验—失败—总结—再试验……刘永坦带领团队进行上千次调整,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这项完全自主创新的研究成果不仅破解了长期以来困扰雷达发展的诸多瓶颈难题,更让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该技术的国家。如今,已经83岁高龄的刘永坦继续带领团队向小型化雷达进军,让技术造价更低,让功能性能更优,更好地保卫祖国海疆。1965年,钱七虎学成回国。从那时起,为国家铸就坚不可摧的“地下钢铁长城”就成了钱七虎毕生的事业追求。钱七虎用毕生心血,为我国防护工程各个时期的建设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直到现在,82岁高龄的钱七虎仍坚持活到老学到老,孜孜不倦地为国家和军队贡献智慧力量。1954年,王泽山进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当时许多人都选择了热门的导弹等专业,但王泽山却默默坚守着最冷僻的火炸药专业。“国家需要的,就要有人去做!”从此,研究火炸药便成了王泽山的终身使命。60余年来,王泽山率领团队在我国火炸药领域辛勤工作,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关键难题,为我国武器装备和火炸药产品的更新换代作出了杰出贡献。已经84岁高龄的王泽山始终不忘献身国防的初心,以“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执着精神,至今仍坚守在火炸药这一艰苦、危险领域的第一线。

3.面向国计民生,甘于奉献

他们面向国计民生,始终把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为科技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创新成果转化成为造福人类的产品或服务,真正实现了创新的价值。袁隆平的字典里没有“困难”二字,其实人生的种种困境他都遇到了。他经历过环境条件伴随的艰苦,遭受过科研攻关出现的挫折,品尝过天伦亲情割舍的愁苦。然而,袁隆平不畏艰辛、执着追求、大胆创新,勇攀杂交水稻科学技术高峰。袁隆平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发明“三系法”籼型杂交水稻,成功研究出“两系法”杂交水稻,建立和完善了一整套杂交水稻理论和应用技术体系,实现了我国超级稻5个阶段大面积种植平均亩产700公斤、800公斤、900公斤、1000公斤、1100公斤的目标,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作出杰出贡献,使我国杂交水稻研究始终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功成名就的袁隆平没有停歇,始终保持着甘于奉献的奋斗精神。如今,89岁高龄的袁隆平依然活跃在科研一线,做着他朝思暮想的“禾下乘凉梦”。李振声毕生奉献于小麦远缘杂交遗传与育种研究,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56年,25岁的李振声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的号召,放弃北京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奔赴陕西杨凌镇,在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开始了小麦育种研究。经过20余年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李振声带领课题组终于育成抗病、高产、稳产、优质的小麦新品种“小偃6号”。1979年,“小偃6号”开始参加区域试验,随后大面积示范推广。当时,陕西农村流传着“要吃面,种小偃”的说法。“小偃6号”已成为我国小麦育种的重要骨干亲本,衍生出50多个品种。仅凭这一项成就,李振声就足以赢得世人的尊敬。但是李振声并没有停下科研的脚步,而是不懈探索着中国粮食的增产之路。1987年,在西北扎根31年的李振声再次临危受命,组织实施了农业科技领域的“黄淮海战役”。经过6年的治理,到1993年,全国粮食从8000亿斤增长到9000亿斤时,仅黄淮海地区就增产了504.8亿斤。2011年5月,李振声在一次工作会议上提出“建设‘渤海粮仓’的科学依据——需求、潜力和途径”。两年后,国家重大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2017年带动95个县市区3110.9万亩中低产田粮食增产增效,5年累计增粮209.5亿斤。屠呦呦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一生致力于中医药研究实践,研究发现了青蒿素,解决了抗疟治疗失效难题,为中医药科技创新和人类健康事业作出巨大贡献。荣誉的背后,意味着超出常人的付出。1969年,屠呦呦加入“523”项目时,在冶金行业工作的丈夫李廷钊也同样忙碌,为了使屠呦呦能倾全力研制青蒿素,他们咬牙把3岁多的大女儿送到别人家寄住,把小女儿送回宁波老家。当时,青蒿素的提取是一个世界公认的难题,从蒿族植物的品种选择到提取部位的去留存废,从浸泡液体的尝试筛选到提取方法的反复摸索,屠呦呦领导课题组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屠呦呦后来改用沸点较低的乙醚进行实验。那是一个特殊时期。工厂停工,实验室关门,他们只好买来7个大缸“土法”提炼。没有通风系统,更没有防护措施,各种身体不适开始在课题组的科研人员中出现:头晕眼花、鼻子出血、皮肤过敏……因长期吸入乙醚,屠呦呦还得了中毒性肝炎。1972年7月,屠呦呦对中医研究院的领导说:“我请求用我的身体,进行人体实验。”大家纷纷劝说屠呦呦,目前的“91号”还不能证明对人体无毒无副作用。屠呦呦却说:“我是课题组组长,要为‘91号’这个孩子负责,我来当这个人体实验对象,再合适没有了!”屠呦呦回到了病房,将青蒿萃取液“91号”吞下。数日之后,从实验室里传来了令人鼓舞的消息,青蒿萃取液“91号”无毒高效。王忠诚生前用生命践行了人生诺言:“我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发展神经外科事业,为患者多做一点事情。”从医60年来,王忠诚不断向威胁病患健康的疑、难、重症发起挑战,带领团队一次又一次地勇闯生命禁区。20世纪50年代初,为了打破西方封锁,掌握先进的“脑血管造影”技术,王忠诚在缺少防护的情况下,无数次暴露在放射线中做实验。长期超大剂量反复接触放射线,王忠诚的白细胞只有正常人的一半。这也使得王忠诚体质减弱,经常发烧,多次肺炎,还出现脱发、牙龈出血等,有两次险些丢掉性命。但王忠诚却说:“我知道危害性有多大,但是为了成功,必须豁出去。”王忠诚牺牲了健康,但换来了满满的收获。王忠诚用7年时间,积累了2500份脑血管造影资料,并在1965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脑血管造影术》专著,使我国神经外科诊断水平一步跨越了30年。王忠诚还在国内首先采用显微外科技术,使神经外科手术发生质的飞跃;勇于攻克神经外科手术的“禁区”——脑干,解决了一系列的脑干肿瘤、丘脑肿瘤等世界性医学难题;率先提出了脑干和脊髓具有可塑性的观点,对开展脑干和脊髓部位的手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王忠诚还成为全球唯一一位完成逾万例开颅手术的医生,这个数字曾被国外同行误以为多写了一个零。王振义致力于血液内科学的医、教、研工作70余年,为肿瘤治疗找到全新的理念与方法——诱导分化疗法,使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可被治愈的成人白血病,确立了国际公认的白血病治疗“上海方案”,使中国占领了血液肿瘤治疗制高点,为世界肿瘤治疗贡献了“中国方案”。

 

四、他们都具有严谨求实、淡泊名利的高尚品德

在攀登科学高峰的征程上,他们都具有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都具有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他们的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和淡泊名利的个人品格,赢得了科学的青睐和世人的尊重。

1.追求真理,严谨治学

他们把热爱科学、探求真理作为毕生追求,始终保持对科学的好奇心。他们坚持解放思想、独立思辨、理性质疑,大胆假设、认真求证,不迷信学术权威。黄昆有选择地吸取了各位大师的治学之道,在60载的研究教学中,形成了自己独特而鲜明的治学风格。黄昆每研究一个问题,都喜欢“从第一原理出发”,即先不看已有文献,而是独立地从最基本的概念开始思考。黄昆觉得这样思路才能不受他人的束缚,研究才有主动性。黄昆还提出自己搞研究喜欢做到三个“善于”: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尤其是要提出在科学上有意义的问题;善于提出模型或方法去解决问题,因为只提出问题而不去解决问题,所提问题就失去实际意义;善于作出最重要、最有意义的结论。正是这种治学风格,使黄昆在学术上屡屡攻城略地,一系列以他姓氏命名的“黄”理论就是例证。吴文俊在拓扑领域内的重大贡献,首先要归功于他擅长用抽象思维抓住问题的本质和要领。驰骋拓扑学的一生,吴文俊始终紧紧抓住示性类、示嵌类及博弈论中非合作对策的主要问题,步步提炼,层层抽象,力图得到这些问题最普遍的答案。恰似剥丝抽茧的抽象思维方式帮助吴文俊从现象中看穿问题本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成为拓扑学的集大成者。侯云德治学严谨,在学术上不信邪,坚持真理。2009年甲流防控期间,世界卫生组织在其疫苗研发指导意见中,建议甲流疫苗可能需要接种两剂次才会有效,国内外很多知名专家也持同样观点,但侯云德力排众议,他认为2009年甲流病毒同以前的季节性H1N1病毒同属甲1亚型流感病毒,会有一定的交叉免疫记忆,因此接种一剂次应该有效,后来全球的临床结果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个科学判断不仅帮助我国在世界上第一个研发成功甲流疫苗,由于可以节省一剂次疫苗,更为当时世界卫生组织担心疫苗短缺吃了一颗定心丸。

2.淡泊名利,潜心研究

他们静心笃志、心无旁骛、力戒浮躁,甘坐“冷板凳”,肯下“数十年磨一剑”的苦功夫。他们反对盲目追逐热点,不随意变换研究方向。郑哲敏研究的爆炸力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冷门”,但他依然保持着实实在在做科研的精神,在科研中不求名利,不心浮气躁,甘心坐“冷板凳”。郑哲敏经常教导青年学子,当科学家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美好。科研有突破那一刻的快乐,但在一遍又一遍的错误中寻求突破,在反反复复的试验中总结提高,这个过程更多的是辛苦和枯燥。在赵忠贤看来,做科研首先是选对方向,然后是坚持,坚持下去,科研就不再是坐“冷板凳”,而是享受。在坚持高温超导研究的日子里,遇过热也遇过冷,赵忠贤不止一次地跟团队成员说,不要盲目追逐热点,认准研究方向就坚持下去,瞄准世界一流,在国际舞台上与同行对话。20世纪80年代末,中、美、日三国科学家共同拉开“超导大战”的帷幕。那时,赵忠贤领导的超导研究团队不分昼夜地在实验室工作,饿了就在实验室煮白面条,累了就轮流在椅子上打个盹,最终在这一波研究热潮中,独立发现液氮温区超导体,并首次向世界公布元素组成,在全世界掀起高温超导研究的热潮。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内高温超导研究遇冷,不少研究人员转向其他领域。但赵忠贤却坚持坐“冷板凳”,他说:“热的时候要坚持,冷的时候更要坚持。”也正因为赵忠贤的坚守,我国高温超导不断迎来新突破。吴征镒工作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曾经语重心长地对自己的助手和学生说:“科学研究不能急功近利,要不怕困难,要甘于坐‘冷板凳’。有些工作要连续几十年才能见成效,只有坚持不懈地辛勤努力,才能登上新的高峰。”吴征镒一生扎根边疆,淡泊名利,潜心研究,为现代植物学在中国的发展,中国植物学走向世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植物资源的持续利用,作出了基础性、开拓性、前瞻性的重要贡献。

 

五、他们都具有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大家风范

他们为人师表,学风高尚,甘为人梯,奖掖后学,为年轻一代插上科技翅膀,使科研队伍秀出班行,永远保持旺盛的活力,国家的创新发展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

1.甘为人梯,让年轻人“挑大梁”

他们善于发现培养青年科技人才,敢于放手、支持其在重大科研任务中“挑大梁”,甘做致力提携后学的“铺路石”和领路人。谢家麟认为,年龄高的科技工作者,从科技发展前途出发,要主动让路给青年工作者,让他们来挑大梁,当好他们的顾问。王选甘为人梯,让年轻人站在他的肩膀上“跨越”。1993年,已经56岁的王选作出了一生中第六个重要抉择:退出科研第一线,让年轻人挑大梁。王选全力扶持年轻人,为年轻人创造良好的氛围,使之产生更多的新思想、新方案、新成果。在荣获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不久,王选就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辞去方正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职务。自比为“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的王选,急流勇退,在给年轻人让贤的同时,也给方正的发展腾出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王振义言传身教,甘为人梯。每次都坚持把自己的学生列为论文的第一、第二作者,而把自己排在最后,甚至不参加署名,目的是让年轻的研究骨干承担更大责任。在事业顶峰期,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第二年,王振义将上海血液学研究所所长的位置交给了42岁的陈竺。“人生就像抛物线,有峰顶,也会衰退,一旦进入下降趋势,就要及早地退,让更有能力的人来干。”刘东生在团队建设中大胆放手、培育新人,不但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还带出了一支出色的队伍,他的团队被誉为地学界人才的“孵化器”。刘东生在20世纪50年代领导的科研团队,就像一个“孵化器”,在30多年间变成5个单位,在这些单位成立过程中,刘东生都出了不少力,悉心指导,并担任过名誉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刘东生把他研究团队中的很多中青年学者都派去出国做访问学者,去留学取经。刘东生也从兄弟学科中物色人才来加以培养,这样更有利于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开拓创新。张存浩一贯注重科技人才的培养,几十年来,他积极创造和提供有利条件,促进团队中一批中青年骨干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的科学家。在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期间,张存浩对我国基础研究高瞻远瞩,积极推动制定资助青年科学家成长的政策和制度,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科研环境,为优秀青年科学家的快速成长提供了良好发展空间,让一批又一批的杰出青年科学家脱颖而出,成为我国基础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谷超豪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数学家,还是一位尽职尽责的优秀教师。谷超豪从教的一生中,培养了众多优秀学生,其中涌现了李大潜、洪家兴、穆穆等9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忠诚注重人才培养,亲自培养了80余名研究生。目前,全国近万名神经外科医生中,约半数是王忠诚领导的神经外科团队培养的,其中许多人已经成为当地的学科带头人、骨干和知名专家。王小谟学术造诣深厚,甘为人梯,重视对年轻人的培养。他先后培养出18位我国预警机系统或雷达系统总设计师。徐光宪提携后辈,他不仅指导了近百名博士生和硕士生,还为我国稀土产业界培养了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刘永坦在祖国北疆凝聚了一支专注海防科技创新的“雷达铁军”,培养了两院院士、大学校长、项目总师和一大批国防科技英才。曾庆存为我国气象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其中包括3位中科院院士、2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1位中国气象局副局长和不少学科带头人。

2.设立基金,奖掖后学

2002年,王选用自己获得的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及北京大学奖励的科研资金共900万元,设立了“王选科技创新基金”,支持鼓励青年科技工作者开展科技创新研究。2007年,李振声将200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中50万元个人奖金全部捐给中国科学院遗传发育所,作为学生的“助学基金”,为学生成才助一臂之力。徐光宪在3年困难时期,把《物质结构》一书的稿费5000多元全部捐给了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工会,让工会用来补助困难教职工。闵恩泽捐出个人积蓄500万元,设立“闵恩泽科技原始创新奖”,鼓励科研人员进行原始创新;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工程院联合设立“闵恩泽能源化工奖”基金,激发青年一代投身生物质能源化工研究。张存浩将获得的何梁何利奖金和在香港等地讲学所得的酬金,全部捐赠给了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设立奖学金。钱七虎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就心系公益和慈善事业,长期资助烈士子女和成绩优异的贫困学生,让不少贫困学生圆了上学梦,已有数十位贫困学子完成学业,成为各个行业的有用人才。2006年,钱七虎以母亲和妻子的名字命名基金,在家乡昆山市设立了“瑾晖”爱心基金,从自己的奖金和工资中拿钱,资助家乡贫困孩子和孤寡老人,截至2018年,资助金额累计已达100多万元。2019年1月,钱七虎获得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一周后,就毅然将800万元奖金全部捐出,奖金放在其设立于家乡昆山的“瑾晖”基金中,重点资助西部贫困学子。钱七虎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后,江苏省给予800万元的配套奖励。他把其中100万元捐出,成立钱七虎奖学金,奖励年轻科研人员;之后拿出50万元捐给他的母校上海中学;2020年2月,钱七虎捐出650万元支援武汉抗疫。至此,钱七虎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及地方给予的配套奖励共1600万元奖金全部捐出。

 

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老一辈科学家,用青春和生命谱写了多彩无悔的人生,成为伟大民族精神的传承者、践行者和塑造者。在他们身上生动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了激发民族斗志的强大动力。他们背后的感人故事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发现和体会更加丰富的学术思想、人生积累和精神财富,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知识、崇尚创新、尊重人才、热爱科学、献身科学的浓厚氛围,激励和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接力精神火炬,奋进新的长征,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