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黄旭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19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导弹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前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719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副所长、所长，核潜艇工程副总设计师、总设计师等职。

在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的多次海上试验任务中，黄旭华作为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开拓了中国核潜艇的研制领域，为中国核潜艇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

2014年1月，黄旭华当选中国中央电视台2013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2017年10月25日，获2017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2017年11月9日，获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敬业奉献类。2019年9月29日，获共和国勋章。2020年1月10日，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在核潜艇研究所里，一位老人深情而温柔地抚摸着桌上金色的核潜艇模型，就像摩挲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物。谁也不曾想到，他就是“中国核潜艇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旭华。作为年近百岁高龄的老专家，他为中国核潜艇事业呕心沥血奋斗了一辈子。直到现在，每个工作日黄老仍准时出现在院士办公室。他领导中国核潜艇研究从零开始，设计出中国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导弹核潜艇，大力开拓了中国核潜艇研制领域，创造了中国核潜艇史上的无数个第一。更难能可貴的是，他从事核潜艇研究后30年从未回过家，把最美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赫赫而无名的科研生活，隐姓埋名，无怨无悔。然而，党和国家没有忘记他， 2020年1月10日，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授予黄旭华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在这位年近百岁的老科学家身上，我们看到了共和国在最艰苦岁月里锻造的“核潜艇精神”。

筚路蓝缕，求学立志

1926年3月，黄旭华出生在广东汕尾市红海湾区田墘镇一个乡医之家，父母都是医生，他受到了良好家风和思想教育的熏陶，从小便树立了救死扶伤的医学理想。3岁随母亲遍颂圣歌，4岁入教会学校给仲兄伴读，11岁在作矶小学读高小时深受苏剑鸣老师影响，为其科学思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后来事情逐渐发生了变化。在那个硝烟四起的年代，即使身在殷实的杏林之家，黄旭华也曾几度无学可上。黄旭华小学毕业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学校基本均已停办。1938年春节后的第四天，未满14岁的黄旭华在长兄的带领下，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开始了艰险的人生第一次求学之旅。经过四天日夜兼程的跋涉，终于来到了因战争被迫迁址的原汕头聿怀中学。尽管当时条件艰苦，黄旭华仍接受了比较系统全面的科学和文化教育，不仅汲取了文化知识，更磨炼了拼搏进取的意志。然而，燃遍大江南北的战火已容不下一张书桌。1940年夏，战事吃紧，黄旭华已无法坚持在聿怀中学的学习，只能辞别聿怀，追随大哥去广西桂林中学读书，再度踏上了漫长而艰辛的求学之路。北上梅州，因错过考期而前行受阻，只好在广益中学栖身一载。

1941年夏初，在侥幸躲过一次饿毙之后，黄旭华三度开始了漫长的惊险之旅。经过整整两个月的晓行夜宿、舟车劳顿，直到1941年8月，才终于抵达桂林，并顺利通过桂林中学的入学考试，从而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涯。后来日军轰炸桂林，桂林亦是满城狼藉、一片废墟。

国土那么大，却连一个安静读书的地方都没有，这是为什么？黄旭华请教老师——曾出任宋庆龄秘书的姑苏才女柳无垢，她的答复很简单：中国太弱了，弱国就会任人宰割。黄旭华遂将原名“绍强”留给二哥使用，给自己起名“旭华”。在奔波辗转过程中，硝烟、炮鸣、逃难，一次次让他怒火中烧，也让他充分意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认识到，要想不再受欺负，中国必须强起来。他不学医了，要学造船，将来制造军舰抵御外国侵略。在特设大学先修班学习一年后，黄旭华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中央大学的保送资格，后又被国立交通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录取。就这样，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科学救国之路，如愿以偿地进入国立交通大学造船专业学习。

上海交大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严谨的学术精神，让黄旭华夯实了坚固的技术根基和创新思维。在此，他既接受了西方先进的知识体系与科学观念的熏陶，又得到了叶在馥、辛一心、杨槱等国内造船大师的耳提面命，这种深得精髓的专业培育，为他日后从事核潜艇的研制奠定了深厚的专业基石。

在上海交大学习的四年，正是中国历经巨变的多事之秋。除了深厚的知识底蕴，黄旭华更收获了极为重要的经历。这与其加入的进步学生社团“山茶社”息息相关。在这里，学生们自发组织演出很多歌曲和剧目，同时也学习革命理论和先进思想，参与、见证了许多重大的学生运动。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下，黄旭华认识到共产党的先进性，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四年的学习与锤炼，黄旭华不仅成长为一个拥有现代造船理论和技术的专业人才，还找到了追随一生的人生理想和信念。1949年春，黄旭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可以说，上海交大为黄旭华后来创造国之重器奠定了专业基础和思想基石。

临危受命，攻坚克难

20世纪50年代，美国第一艘核潜艇“鹦鹉螺”号下水试航，因核潜艇在现代战争中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世界上一些军事大国纷纷加强了这一新型武器的研制工作。为了能够强有力应对西方大国的核讹诈，作为国家最高机密的中国核潜艇工程正式立项。1958年，在被称为“中国核潜艇元年”的这一年，黄旭华加入了“核潜艇总体设计组”。当时，他就职于上海船舶工业管理局，领导只告诉他到北京出差，有些事需要帮忙，他只背了一个小包便立刻动身了，到了北京才知道是要研究核潜艇。“我当时非常兴奋，因为对常规动力潜艇我就感觉一切都是全新的，核动力潜艇那更是世界上尖端的尖端。”尽管被告知从事核潜艇事业可能一代人的努力都不够，也无法与外界多联系，但黄旭华没有丝毫犹豫，反而为受到党和国家的信任而自豪。自此伊始，黄旭华的生命就只奉献给一件事——为祖国设计最好的核潜艇。

客观地说，我国在60年前要研制核潜艇，不仅当时国家尚不具备基本的工业制造基础，而且毫无研制核潜艇的科研技术储备。那个时候，所有中国的核潜艇科研工作者都没有见过核潜艇长什么样，中国的核潜艇事业等于是从零开始。黄旭华在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就读时，学的是民用船只设计，同军用舰船完全是两码事。黄旭华之所以有这个雄心，源自60年前的外交部长陈毅对核潜艇科研工作者所说的一句话：“你们把事情搞出来，我这外交部长就好做了。”弱国无外交的道理，历史血淋淋的教训，都深深地刻在每个人的心头。而当年毛主席给海军政治委员苏振华批示的一句话，更是坚定了每个科研工作者的决心：“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在那个人才稀少又局势紧迫的年代，“赶鸭子上架”的黄旭华，必须扛起国家和民族的重担。“我们必须拥有核潜艇。我们只要还有一艘战略核潜艇潜在海底，帝国主义就不敢按下核按钮。”黄旭华说，“正是这个信念激励着我们克服一切困难，一万年太久，必须只争朝夕地完成核潜艇的研制任务。”

说归说，做归做，没有设备，没有先进技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黄旭华和其他科研人员想了很多土办法，来解决尖端的技术难题。起初，由于无人知晓核潜艇的构造，这支专家团队只能解剖研究玩具模型、搜寻零星的资料；那时没有计算器，更不用说计算机，是算盘、计算尺和纸笔见证了复杂、庞大的运算公式与数字模型。为了确保计算结果正确，黄旭华他们经常为得到一个正确数值而组织三组人马同时计算:如果三组人的计算结果都一样就通过;只要三组数据有一个不同就必须重算，一定要算到三组人得出的是同一个数值。正是研制人员日复一日的计算、看似笨拙的“土办法”，才使得这艘排水量达数千吨的核潜艇，在下水后试潜、定重的测试值和设计值做到了惊人的高度吻合。“现在有了计算机，只要把数字输进去，一个软件一下子都算好了。当时我们只有算盘和计算尺，后来才有了手摇计算器。”黄旭华说，“但是即使现在有计算机，最原始的数据录入，依然要人一个一个输进去的，同样一个数据都错不得。”

计算之难，还因为设计时很多配套的设备尚未研制完成。更何况，“文革”导致的企业生产管理形同虚设，设备粗制滥造十分常见，一台设备运进厂里，才发现原来说是七八百公斤的，现在1吨多重了。设计组面临的问题是，只要一个数值变化，所有的重心、力矩就都要从头计算。

黄旭华发现，核潜艇牵涉到五万多个台件、几千米长度的管道电缆、一千多吨的钢材，这么多东西组合在一艘潜艇上，要保证重量重心在最好的位置上非常困难。核潜艇的重量和浮容积很难控制。没等潜艇造完，在施工中很快就发现全艇总重量将超重近200吨，核潜艇面临着超重、重心无法确定、无法平衡下潜的问题。

黄旭华和大家反复研究，并吸取了其他设计师的意见，终于想出了控制潜艇的总重和稳定性的多项措施。其中一条就是“斤斤计较”，采用最古老又最管用的办法，在施工时，所有设备、管道、电缆上艇都要称重备案，安装完毕切下的边角废料、剩下的管道电缆拿下艇时也要过秤，并从总重量中扣除。

就在黄旭华他们艰难地摸索时，1960年7月，苏联突然宣布中断对中国所有的技术援助，并撤回了全部专家。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又遭受严重困难，国家进入生活困难时期，伙食很差，一个人一个月只有1斤肉、3两油。大多数科研人员因营养不良而全身浮肿，而每个人的办公费才8分钱。但即便如此，面对重重困难，留下来的科研人员依然“不改其志”，啃着咸菜窝窝头搞科研。

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401”艇神秘下水。而它的诞生，是45000张设计图纸经反复斟酌，一点一点画出来的。下水时，艇上核燃料尚未安装就绪。“核潜艇下水后，首先要进行系泊、设备联调、启堆，完成系泊试验。系泊试验成功了，核潜艇才能出海，进行航行试验。航行试验的主要内容是核动力堆的性能以及核动力和应急动力的转换试验，以及潜艇的操纵、导航、声呐、武器等各个系统和噪音测试试验等等。”黄旭华说，“‘401’艇下水以后，我们所的主要任务就是配合核潜艇总体建造厂和潜艇部队解决试航、试验中发现的一切问题，提出不断完善的方案，力争尽快完成该型核潜艇的设计定型，使我们的核潜艇尽早形成战斗力。”

核潜艇总体设计组、核潜艇总体建造厂和潜艇部队三方通过4年的共同努力，完成了将近600次的核堆启堆、提升功率、发电、主机试车等系泊试验，以及20多次、累计6000余海里的出海航行；完成了水上、水下高速巡航200多次，不断优化设计，终于在1974年‘八一’建军节这天，将‘401’艇正式交付海军，编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

黄旭华清楚地记得，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代表中央军委宣布了《第一艘核动力潜艇命名》的命令，首任艇长杨玺亲手升起的“八一”军旗，在碧海晴空中迎风招展。被命名为“长征一号”的“401”艇缓缓地驶离军港码头，在众人的注目礼中，潜入波涛之中。人民海军由此跨进了“核时代”。

研无止境，乐在其中

黄旭华大学毕业后，党政工团各部门都走了一遍，最后还是要求回归科研，矢志不渝。当时国力还很弱，强国要靠科技。“‘401’艇解决了中国‘有没有’核潜艇的问题。但那时因为‘文革’的影响，不少设备还达不到我们期待的水平，有的设备可靠性比较差，我们在后续的‘402’‘403’艇上又不断改进。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们的‘404’艇终于可以向‘极限深潜’这个目标冲刺了。”

1988年，核潜艇已经全面研制完成，但在真正发挥效力前，还有一道严峻考验——极限深潜试验。黄旭华的工作非常严细。在深潜之前的准备工作中，他要求把核潜艇的主要设备，如通海阀门、蒸汽管等八大系统的关键部位都挂上牌子，写清楚这个设备正常情况下应该怎样、应急情况下如何处置，海军艇员是谁在操作，719所是谁在监控保驾，核潜艇总体建造厂是哪位师傅负责维修，都一目了然。然而，准备工作越充分、越周全，大家的精神压力也就越大。“300米深，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核潜艇研制的世界水平，美国和苏联研制的核潜艇深度大都在这个深度上下。”黄旭华说。我国的核潜艇要能与之对抗，就必须与世界水平达到同一深度，而这一深潜试验便是检验中国核潜艇研制的最大考验。据测算，当下潜到极限深度300米时，一张扑克牌大小的面积上承受的压力接近1.5吨，粗略估算每平米承受的压力有150吨之多。1963年，美国某王牌核潜艇深潜试验还未到200米就沉入海底，艇上100多人无一生还。

此次测试任务的危险程度可想而知，参试人员都心中无底，做好了“光荣”的准备，甚至有人给家人留下了遗书。黄旭华深知带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去执行深潜试验，是非常危险的。他耐心地与他们对话，振奋地说道，随时随地准备为国家的尊严和安全献身，这是战士的崇高品质，但这次深潜试验绝不是要去光荣，而是把试验数据一个不漏地拿回来。他也坦言，既对研制的核潜艇有充分的信心，又十分地担心。

“404”艇艇长王福山请黄旭华去帮助做艇员的思想工作，缓解一下过分紧张的情绪。上艇后，黄旭华也感觉到气氛有点沉重。他当即对艇长说:“作为核潜艇的总设计师，我对核潜艇的感情就像父亲对孩子一样，不仅疼爱，而且相信它的质量是过硬的，我要跟你们一起下去深潜。我是总设计师，我不仅要为这条艇的安全负责，更要为艇上170多个参试人员的生命安全负责到底。”

核潜艇的总设计师亲自参与深潜!这在世界上尚无先例，总设计师的职责里也没有这一项。很多领导得知后，都劝年逾花甲的黄旭华不要亲自参加深潜了。

黄旭华却坚持这么做。他说:“首先我对它很有信心；但是，我担心深潜时出现超出了我现在认知水平之外的问题；而且，万一还有哪个环节疏漏了，我在下面可以及时协助艇长判断和处置。”

黄旭华的深潜，是现代版的“风雨同舟”，比什么都有说服力:别紧张，兄弟，咱核潜艇的总设计师和你“深海同舟”，生死与共!

最终试验顺利完成，参试人员有条不紊地工作，用实力证明了中国核潜艇的力量。上浮到100米的安全深度时，艇上参试人员都情不自禁地相拥欢呼。黄旭华也在激动人心的氛围下慷慨题词：“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这一“痴”一“乐”，就是他献身核潜艇、乐观积极的真实写照。

“404”艇和后续核潜艇，均已成为我国第一代鱼雷攻击型核潜艇的定型艇。从此，我国核潜艇的总设计师随同首艇一起深潜，成了719所的“光荣传统”。

从1970年到1981年，中国陆续实现了第一艘核潜艇下水，第一艘核动力潜艇交付海军使用，第一艘导弹核潜艇顺利下水，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1988年中国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成功，又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第二次核报复力量的国家。至此，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的研制走完了它的全过程。

尽管身为中国核潜艇事业的开创者之一，黄旭华却从未将名誉、荣华放在心上，仍然过着简单质朴的生活，自诩为研究人员的“啦啦队”。如今中国核潜艇事业早已蓬勃发展，而最初的点点星火正是由黄旭华这样的研究人员燃起，并用毕生精力助其愈发明亮，传承至今，成为令人安心、使人自豪的闪耀光芒。

隐姓埋名，矢志不渝

“奉使羌池静，临戎汴水安。冲天鹏翅阔，报国剑铓寒。晓日驱征骑，春风咏采兰。谁言臣子道，忠孝两全难。”

1957年元旦，黄旭华回乡探望家人，他向母亲承诺要“常回家看看”。可是，包括他自己在内，全家人谁也想不到，自此一别，竟要30年后才能再次相见。

由于核潜艇研制是国家最高机密，从1958年到1988年求索的这30年，也正是黄旭华与亲人隔绝的30年。此后30年，对父母而言，黄旭华只是一个会按月给他们寄生活费的神秘的北京信箱号码。1958年工作调动后，他与父母的联系只能通过信箱，父母多次写信问他在哪个单位、做什么工作，他总是避而不答。

1961年12月，父亲黄树榖仙逝，黄旭华都没能送上父亲最后一程。而父亲直到离世，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我心里很难过，我也想回家去送送老父亲。但我知道这项工作的保密纪律很严，虽然我知道如果我提出来，组织上是一定会批准让我去的，但这会让组织上为难。我身上带的‘密’太重大了，当时的研究任务又这么重，我只能打消了这个念头。”1985年3月，他的二哥黄绍振病逝，享年65岁。因工作繁忙，他也未能回老家相送。

对于黄旭华的多年不归，亲人们无从得知他的现状。担心之余，他的8个兄弟姐妹难免对他有所埋怨。弟弟妹妹们说：三哥大学毕业了，就忘了家，忘了养育他的父母。黄旭华的母亲虽然知道儿子不是这样的品性，却也无法得知他的消息。黄旭华的千般愧疚也无从释放，只能在研究闲暇时暗自悲伤。直到1987年，第一代核潜艇的保密程度出现了些微的松动，作家祖慰才在那年《文汇月刊》的第二期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讲述了“黄总设计师”为中国核潜艇事业隐姓埋名30年的事迹。文中虽然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但写了“他妻子李世英”。黄旭华把这期《文汇月刊》寄给母亲，黄旭华的母亲认出了这是她的儿子，终于知道了儿子多年避而不见是在研制中国的核潜艇，文章尚未读完，老人已经泪流满面。30年前，黄旭华探望家人时，含泪承诺母亲“常回家看看”，可谁也没想到，这一别便是30年。她把子孙们叫来，说了一句，“三哥做事大家要理解、要谅解。三哥正在为国家做大事情，你们从此不许说三哥的不是。”听说了母亲的“理解”，黄旭华再也忍不住泪水，他对家人心中有愧，却只能更用心地效力在研制核潜艇的一线工作中。只有先有国，才能顾好家，而且是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家，这样的信念一直支撑着他。

直到1988年到深圳大亚湾核电站出差，黄旭华才首次回到阔别30年的广东老家。母亲已经从一位硬朗干练的六旬大妈，成为白发苍苍、望穿秋水的93岁老人。“我说儿子对不起他们，我没有当好儿子，也没有当好丈夫、父亲，核潜艇就是我的一切。不能说我对家没有感情，我欠了我的父亲、母亲，欠了我的爱人、女儿，欠了一辈子还不了的情债。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能够这么坚持？我讲了一句话：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这个一直在我心里面。”黄旭华在广东肇庆陪伴老母亲三天后，即告辞回所。

母亲去世的时候，黄旭华取走了母亲的一条旧围巾。每年冬天，黄旭华都会戴上母亲的围巾。一条围巾，成了一个赤子对亡母最后、也是唯一的思念。

时光荏苒，甲子沧桑。站在60年后再回首看以前的事，当问到对自己一手打造的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有什么想说的话时，黄旭华说:“我从中国核潜艇事业开创的第一年起，为之服务了60年，这让我很自豪。”

像核潜艇一样，伴随着国家与人民的使命入世，潜在水底下不为人所知却保护着国人，历经千锤百炼终成蛟龙入海，这就是以黄旭华为代表的中国核潜艇精神。而中国核潜艇精神，也将激励着新一代核潜艇研制团队，激励他们继承前辈伟大而光荣的事业，去续写新时代中国核潜艇壮丽而精彩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