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下旬全国两会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分别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湖北代表团审议，出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同代表委员们亲切交流、共商国是，凝聚起中华民族万众一心、攻坚克难，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磅礴力量。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多项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的举措——“实行重点项目攻关‘揭榜挂帅’，谁能干就让谁干”“稳定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改革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等。5月23日下午，李克强总理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科协、科技界委员联组会提出：“让更多科研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中既赢得社会尊重，又获得应有报酬。”这些有关科技创新的“金句”，在科技界引发强烈反响，也成为今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本文对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中国科学报》等权威媒体刊发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观点建议进行了摘编与梳理，为相关决策提供参考。

一、科技攻关呼唤更多“揭榜挂帅”者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可以探索搞揭榜挂帅，把需要的关键核心技术项目张出榜来，英雄不论出处，谁有本事谁就揭榜。”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行重点项目攻关‘揭榜挂帅’，谁能干就让谁干。”这体现了“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人才视野和“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的创新举措，要落实到科技攻关的具体实践中。

1.树立“以实绩论英雄”的选用人才导向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学校长李言荣认为，所谓“揭榜挂帅”，其本质是一种“悬赏制”的探索。我国的科研项目管理从申请制到规划制，再到悬赏制，这样的探索进程是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所长徐波认为，这是理念上的重大革新。全球创新竞争愈发激烈，传统的科研管理方式必须有所回应，“揭榜挂帅”是一个小切口，但有望推动建立一个更开放的创新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樊杰认为，“揭榜挂帅”要以重大需求为引导，以解决问题成效为衡量标准，以市场竞争机制激发创新活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杰认为，“揭榜挂帅”体现了新时代人才判断标准和使用标准，对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主动性和责任感会起到促进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科学院副院长曹阿民表示，“揭榜挂帅”释放出的是开放与合作的信号。把需要攻关的重点项目拿出来张榜公示，让各路创新主体在同一平台上平等竞争，英雄不论出身、资历，只论实力、能力，由此激发更多创新主体的活力，促使各部门破除体制障碍，真正放开手脚，跨组织、跨区域地寻求创新资源的最优组合，攻克技术难关。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首席专家沈泉认为，“谁能干就让谁干”表现出国家尊重科学、实事求是以及破除论资排辈“老框框”、不拘一格选人用人的决心。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史浩飞认为，英雄不问出处，打破重点项目对参与者的身份限制，吸纳全社会有能力的机构和人才参与攻关，不仅能够提升创新效率，也将培育一批技术尖子和产业尖兵。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新民认为，这样的提法，就是要挖掘年轻人才的潜力，不分年龄、资历和头衔，谁有能力谁来干。

2.用更公平的竞争机制让最佳的揭榜者脱颖而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华东表示，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要选出真正有能力、有意愿、有时间的领军人物，让揭榜的人不仅“能干”，还要“能把事情干好”。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丁奎岭认为，“揭榜挂帅”还需揭榜人提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国家重大项目攻关不同于自由探索，如何在众多竞争者中选出最适合的揭榜人挂帅，需要一套灵活而有效的制度保障。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李灿希望，国家重点项目攻关能够最大程度地避免恶性竞争，真正做到能者居之，并基于科学诚信，给予持续支持，直到完成攻关。

全国政协常委、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力提出，在“揭榜挂帅”政策的实施细则上，应研究科学、公正、公平、公开的遴选标准和方法，既要遴选出好的团队，解决“谁能干”的问题，也要对“谁能干好”有合理的预判，发挥好政策红利。只有做到分类施策、精准施策，才能让资金和人才发挥应有的作用。

3.用更科学的评价激励机制让挂帅者有权有责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樊杰认为，“揭榜挂帅”，让“能者”脱颖而出是第一步，赋予其充分的自主权，是接下来不可少的制度保障。要营造让“帅”能做主、能调动团队积极性的环境。当然，放权不是放任，从开始的设榜、选帅，到中间的监督，再到最后“论功行赏”，都需要完整的系统设计和精细的机制保障。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许瑞明认为，“揭榜挂帅”中最核心的是评价体制，怎么评价谁有能力承接项目。一旦确定了承接人，就要给予其最大的自主权，以及相关的责任担当。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学校长李言荣认为，在重点技术或者技术集成攻关的过程中，“揭榜挂帅”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制度优势，激发科研人员的科研热情与动力，为我国科研事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首席专家沈泉认为，从顶层开始营造科研领域风清气正的环境，有利于提高科研和创新效率，将对全社会开展创新、创业、创造活动产生深远影响。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科学院合作发展处副处长邓大玉认为，配套出台保障机制和考核机制，让挂“帅”的揭榜者心无旁骛、放手去干，干得好有奖，干得差要罚，才能最大程度保证政策效果。

二、基础研究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定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基础研究再次引起代表委员的热议。

1.长期稳定的支持至关重要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王建宇表示，基础研究是实现“从0到1”原创性突破的源泉，既需要长期厚重的知识积累与沉淀，也需要科学家瞬间的灵感爆发，长期稳定的支持至关重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崔向群表示，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基，虽很难在短期内创造经济价值，但着眼长远，它决定着国家科技创新的深度和广度。建议加大对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平台建设的重视与投入。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大学校长吕建指出，技术有三重境界，第一层是使用技术，第二层是改造技术，第三层是创造技术。这正好与我国建立创新型国家创新驱动是相对应的。创造技术从哪来？要基于基础研究的积累，这样才能够做得到。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总开关，我们在关键技术上受制于人，实际上根源在于原始创新方面相对薄弱，而基础研究带来了一些全局性、颠覆性、前瞻性创新，能够帮助我们从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的源头就占据有利地位。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徐星指出，目前，中国原始创新能力提升需求非常迫切，而原始创新离不开基础研究。去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只占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比例的5%左右，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则能达到15%～20%。虽然每年的基础研究经费总数在增长，但比重变化却很小。虽然影响原始创新的因素很多，资金只是一方面，但是经费支持多了，科研人员才有可能做更多的工作。既然我们要做中长期发展规划，这个问题就无法回避。除了解决资金问题，还要给科研人员足够的自由空间，并释放他们的活力和内在能动性。

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表示，在全国上下都要过“紧日子”的情况下，没想到对基础研究仍然稳定支持。政府过“紧日子”，基础研究也不能摊大饼、洒香油，遍地开花，必须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他建议，基础研究要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要进行精挑细选的研究，一定要紧贴国际科学技术的前沿，紧贴国民经济的主战场，紧贴在未来若干年影响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需求的一些重大的基础理论性领域。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表示，在基础研究方面，除加大支持力度外，还要鼓励和支持“理论与实验实践、科学与技术并重”的整体发展思路。

2.让“板凳甘坐十年冷”的专注得到更多褒奖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院长葛均波表示，每一项国家科技奖背后，都是科学家们平均16年的“坐冷板凳”。要完善与基础研究特点相适应的保障、评价和激励机制，加大高校和科研机构保障性经费拨付力度，建立稳定支持自由探索的机制，让“板凳甘坐十年冷”的专注得到更多褒奖，促进形成踏实苦干、勇攀高峰的氛围。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包信和表示，都说搞基础研究要坐冷板凳，但从管理者的角度，不能让冷板凳一直冷下去，要让它有温度，让大家都坐得住。

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表示，基础研究关键还是靠人，要建设一支高水准并且有远大理想的研究队伍，青年才俊是基础研究的未来，他们在开拓创新中无所畏惧，通常做的是0到1的工作，所以我们的注意力和扶持政策要多向他们倾斜。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工业大学校长乔旭表示，现在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主要还是项目的形式，并不能很好地体现“持续”和“稳定”，要对国家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基础研究平台给予稳定的经费支持，对人才尤其是青年科技人才给予更多支持。要探索以平台为主体落实经费包干制，打通部门数据孤岛，杜绝项目申请“一稿多投”现象。基础研究的评价维度并不多，破除“五唯”并不是说不要论文了，而是要推行代表作制度，更看重研究的质量和影响。他建议，要推行小同行评议，变量化评价为共识评价。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潘复生建议，在基础研究领域给科研人员以充分的自由，开展“自由创新示范区”试点，创造“无干扰”的创新环境，为创新发展提供颠覆性技术源头。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所长沈仁芳表示，基础研究是一种对未来的投资，稳定支持基础研究也是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表现。我们必须杜绝浮躁，杜绝急功近利，沉下心来，假以时日才可能有真正的突破。

三、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改革科技成果转化机制”。5月23日下午，李克强总理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科协、科技界委员联组会提出：“让更多科研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中既赢得社会尊重，又获得应有报酬”。如何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再次引起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的热议。

1.成果赋权让科研人员和管理者用得安心、管得放心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黄震表示，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现技术转移中高校院所职务科技成果权属问题的突破。我国现行法规和政策将高校院所职务科技成果认定为国有资产，出于对“国有资产流失”“追责”的担心，高校院所对“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一直敬而远之，改革小心翼翼、举步维艰，严重阻碍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而科技成果只有转化才能实现其价值，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创业能够拉动经济和就业，为社会带来财富。因此要认识科技成果的特殊属性，不能与一般意义上的国有资产相等同。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徐旭东表示，科技部等9部委今年5月印发的《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总体上意在赋予科研人员更多的权利，给他们吃下“定心丸”，解决单位在开展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的一些难点痛点，都是好事。有了实施方案的指引，科研人员可以更加安心、放心地从事科技成果转化。

2.搭建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桥梁和平台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黄震认为，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还要搭好两座桥梁，建立一个平台。一是要搭建好技术转移中供给与需求之间的桥梁，构建技术转移职业体系。建议尽快构建技术转移职业体系，出台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相关政策。依托高等院校设立一批技术经理人培养和培训基地，可挂靠工商管理和工程管理等学科，进行技术转移专业硕士学位的培养，开设技术经理人MBA和EMBA，纳入高校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同时鼓励各级科研人员以“兼职”形式，从事技术转移的相关经纪和中介工作。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独立运作的市场化技术转移中介机构，使高校院所成果转化路径和模式从科研导向真正走向市场导向。二是要搭建好技术转移中从实验室成果走向产品的桥梁，创新科技成果培育和孵化的商业模式。目前，我国技术转移中成果的培育、孵化常常是靠政府主导，等政府掏钱，效果有限，缺乏有效的商业模式。亟需出台财税政策，积极引导风投投资于早期项目成果，培育一大批民营科技成果孵化和中试机构，形成行之有效的商业模式，由市场发现科技价值，以市场机制促进科技与资本有效结合。三是需要助力打造好按市场机制运行的技术转移信息与服务平台，形成技术拥有者、技术需求者、技术服务者、资本拥有者组成的四合一市场，为技术转移各方提供知识产权、法律咨询、技术评价、中试孵化、投融资、技术交易等综合科技增值服务。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所长黄政仁表示，社会上有一个奇怪的认知。“科技成果是谁生出来的孩子，谁就应该负责到底，从孕育到成长再到市场，一管到底。”科技成果的生产者害怕“孩子”丢失，想要一管到底；而社会资源往往想管又不敢接手，担心“为别人养孩子”或长大后变成一个“没用的人”。因此，两者中间就缺少一个专业培育培养链，按照“不同年龄段对孩子进行专业培养”，使之成为“有用之才”。这个培养机构就是成果熟化孵化平台。“害怕孩子丢失的问题靠全面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来解决，孩子的培养问题靠各种优质要素集聚的专业熟化孵化平台来解决。”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利用知识产权的货币化功能，明确各个环节所占知识产权的比例或估值，每个环节就有可能集聚社会优质要素，使成果在不同环节按需流动、健康转化。”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主任赵宇亮指出，近年来，我国基础科学研究在一些领域已跨入世界前列，但核心技术短缺情况尚未根本改变。主要原因是科技创新链不完整，很多基础研究成果无法转化落地。可以探索“设新机构”，即设立成建制的国家级“技术变革研究院”，聚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促大融合”和“稳强支持”，让科学发现和制度优势形成强大合力并实现转化应用，提升国家科技创新实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陈薇建议，进一步融合生物安全科研、产业等多方力量，搭建学科交叉平台，整合从原始创新到成品产出的全链条，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以更好更快地保障人民健康安全。

全国政协常委、福建省侨联副主席、澳门宝龙集团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健康提出，加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中间机构和平台建设，搭建科研人才与市场之间的桥梁。建议从三个方面着手，实现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的搭建：一是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各产业协会，结合行业特点，研究制定行业科技成果转化指引和规范，为高校及企业的科研人员提供科技成果转化的流程和依据。二是综合性高校、专业院校开设科研成果转化相关的课程，编写适合相关专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的教材，为科研人才提供科技成果转化的理论、方法和技巧，培养更多科技成果的推广人才。三是增强学术界和产业界之间的人才流动，树立“学者型企业家”“企业家型学者”的行业典范，培育既了解科研进展又懂市场的综合性人才，并设立长期基金支持该类综合性人才创办研发型企业。

3.进一步强化企业在科技成果转化中主体地位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表示，对于应用研究和成果转化，应从政策层面鼓励企业直接投入前沿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研发，利用企业较灵活的资助方式，激发创新活力。为调动企业积极性，制定相关各方在成果转让、股权分配等多种形式下的利益共享和分配机制，充分利用技术市场和资本市场，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史浩飞表示，企业是创新成果的应用端，企业应用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关键环节。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要鼓励企业消化、吸收创新成果，进一步完善产学研一体的创新应用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美的集团家用空调创新中心主任李金波提出，改善科研基础投入结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引入一定比例的有市场实力的高新技术民营企业，共同发挥高校、科研院所的理论研究优势以及民营企业的市场化应用优势，加快科研成果精准转化，让科技投入形成新动能。

四、营造创新文化环境

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袁隆平、钟南山、叶培建等25位科技工作者代表回信中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是战胜困难的有力武器。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国科技工作者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在临床救治、疫苗研发、物质保障、大数据应用等方面夜以继日攻关，为疫情防控斗争提供了科技支撑。希望全国科技工作者弘扬优良传统，坚定创新自信，着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勇于攀登科技高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弘扬科学家精神等热点话题再次引起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的热议。

1.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院长葛均波表示，新时代为科技工作者提供了建功立业的良好机遇，弘扬科学家精神正当其时、正当其势。要激励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敢为人先，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疫情终有尽时，科学未有穷期，应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把中央的决策部署转化为科技界的自觉行动，尽快补足研发应用等短板；加强科学普及，推动全民科学素质全面提升。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许瑞明表示，科学家精神最核心的特质是对科学和真理的追求，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在中国，科学家精神的独特内涵是融入了家国情怀，因为我们的老一辈科学家经历过国家贫穷落后的状况，他们的奋斗除了科学上的追求外，还有为国家图强的意义。科学家精神是一代代的传承。为祖国培养更多有用之才也是一种责任。对现在的年轻科研人员，弘扬科学家精神不能是一句空话，他们是从导师和前辈们的一言一行中体会爱国、奉献这些关键词。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崔向群表示，弘扬科学家精神不是靠简单地喊口号，而是要更多人脚踏实地往前走。真正有科学家精神的人，更看重的是能否发挥自己的价值：钱学森、邓稼先，包括王绶琯先生，他们回国就不是冲着钱、条件、“帽子”来的，而是为新中国作贡献，这个很值得我们学习。科学家精神不仅体现在仔细严谨，更在于信任人才、乐于奉献。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吴金水表示，科技工作者要有科学家情怀，研究内容势必与解决问题紧密结合。还是要回到科学研究本身。自己所在领域基本是面向国家需求，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老一辈科学家已经在土壤改良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对后人而言，新的时代又有了新的研究方向。以前立竿见影的问题很多，现在要关注的不仅仅是种庄稼那么简单，还有生态、碳循环、气候变化等问题。科研生产力关键在于服务社会，每一代人要解决的问题、用的手段都不一样。我们学习老前辈，讲的是科学家精神，而不是走他们的老路，否则科学没有进步。鼓励科学家“接地气”是指研究的问题要扎根实际，而不是所有人都天天戴草帽下地干活，关键还是要用科学的东西体现自己的价值。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史浩飞表示，科学家精神的传承需要切身体会。科研人员要有身为科学家的自觉，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观、所做事情的出发点，其实就是使命和初心。科学家精神不仅要靠前人引领，更要靠广大普通科技工作者践行和落实。身为科研人员，在学习前辈为科学献身精神的同时，也要有挑战和突破既往研究的勇气。精神上要学习，思想上要突破。无论最终成果大小，只要科研人员有追求、能在某一个环节作出贡献，就能体现自己的价值。把自己的工作耦合进一个大的系统里，对所在研究领域有贡献、解决现实需求中的难题，就是一线科研人员对科学家精神的最好诠释。科学家精神的弘扬需要靠科研人员形成自觉，但在制度层面要有兜底。弘扬精神靠倡导，但学风作风建设是刚性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的设计和实施，对科学家精神本身也有很重要的作用。只注重短、平、快的评价体系，不利于有科学家精神的人发展。我们一直在制度层面找漏洞、打补丁，近期的“破四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评价体系不再唯论文、不再看重“帽子”时，科学家精神就更容易弘扬。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表示，弘扬科学家精神最重要的是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在足够好的生态中，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就不太容易发生。在一些不合理的规则下，道德水准没那么高的人，可能就迫于无奈或压力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无论在立项、评审、评价等方面，中国的科技界应更多与国际学术标准看齐，让我们的学术环境和国际融合，大家在一个统一的、公开透明的学术标准和运行规则下工作，一些有违科学家精神的现象就会少很多。同时，言传身教最重要。一个研究所，那些重要的学术带头人的作风是最重要的，他们决定了这个单位的氛围。弘扬科学家精神不能靠说教，而要体现在这些引领者的一言一行上。

2.严肃处理学术不端行为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和表示，尽管这些年各部委出台的加强学风建设的文件有很多，但学术不端、科研造假现象仍层出不穷。这与相关处理缺乏透明度、造假成本低不无关系。抓几个典型例子，比说一千句都管用。他建议，加强管理，营造风清气正的学风。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丁奎岭提出，加强学术规范，强化科研诚信建设。要加强科研诚信管理，首先国家立法部门应该尽快出台法律法规，明确学术不端行为与其他造假行为一样入“罪”，明确惩罚尺度，落实监管和执法主体，严肃处理和打击组织买卖、代写论文，以及以“润色、修改、翻译”等为名的学术不端行为，切断从事论文交易等“产业链”的源头。此外，建议进一步完善对学术不端行为的预警机制。各学术诚信组织与学（协）会内部，应该尽快建立起一支具有良好专业背景的队伍，主动发现学术诚信方面问题，形成有效的预警机制，对学术不诚信行为进行监管。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院长葛均波提出，加大打击贩卖医学论文力度，莫让学术沦为功利之奴。应通过法律手段和征信系统严惩枪手公司、网站以及购买医学论文的医务人员。结合政府正在建立的全民征信系统，将有医学学术研究买卖的主体双方纳入征信体系之中；对于实质性通过雇用中介公司购买医学论文的医务人员和有严重造假行为的研究者一旦发现，记入其个人信用档案，并将其纳入考核和评定指标。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崔向群提出，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宣传，建立对个人和企事业单位的知识产权信用体系，以便后来的合作者参考。同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恶意侵权行为惩治力度。应特别要求所有的合同和协议必须有知识产权界定的条款、对第三方是否保密的规定。还要严格要求企事业单位完善规章制度，制定退休和离去人员对本单位知识产权的保密义务和惩罚条例。

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赵雯表示，设立国家知识产权法院，是理顺知识产权专门化审判体系，统一知识产权案件终审判决标准的迫切需要；是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提升我国参与国际知识产权治理能力和水平，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知识产权强国的重要举措。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产业门类众多，应参照国际成功经验，在全国设立若干个国家知识产权法院巡回法庭，作为国家知识产权法院的派出机构，行使相应的司法权力，对地方知识产权法院实施监督指导。这将有利于提高诉讼时效，减轻国家知识产权法院的办案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