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献青春 雪域高原展风采 ——专访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专家团队
作者:田晓冰 程 龙时间:2020-08-14 14:44 来源:《中国科技人才》杂志

在平均海拔三千米的青藏高原东北部,有一支默默无闻的高原生物研究团队。自2012年“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正式启动以来,青海省共有11人入选国家人才计划,团队中的周国英和周华坤均名列其中。60年来,一代又一代高原科研人才,为保护生态环境和推动祖国大西北的发展而深深扎根于条件异常艰苦的高原边远地区,把自己的青春和才华留在这片雪域高原。

那就是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它成立于1962年,是以青藏高原生物科学研究为主的公益性综合研究所,其前身为中国科学院青海分院生物研究所。专家们都把研究所当成自己的家,并亲切地称呼他们的家为“高原所”。高原所以立足青藏高原、发展高原生物学事业为总目标,定位于高原生物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重点发展青藏高原生态与环境、特色生物资源持续利用和高原生态农牧业学科领域,解决相关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满足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需求,支撑保障青藏高原的生态安全。

建所以来,高原所共取得科研成果366项,其中138项获国家、中科院和省部级奖励,其参与的“青藏铁路工程”科研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主持的“中国龙胆植物研究”科研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柴达木盆地白刺资源综合利用技术与产品研究开发及产业化”科研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三江源区草地生态恢复及可持续管理技术创新和应用”科研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高寒草地生态学、生物资源持续高效利用和高原生态农业等重要领域中均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为科技进步、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能够在艰苦地区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离不开团队每一位人才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执着。雪域高原上,留下了他们青春的足迹、奔腾的热血和挥洒的汗水,有他们献身科研事业的理想信念,以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家国情怀。

 

不忘初心:与高原所的“缘定今生”

周国英、周华坤、赵亮、徐世晓四位专家是高原所科研队伍的“顶梁柱”,其中周国英和周华坤都是国家人才计划入选对象。巧的是,四位亲密的“战友”还是老乡——均来自青海省乐都县(现已改制为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乐都是一个重视教育的地方,有着浓厚的学习气氛,青海省和各地州的很多领导干部也出生、求学于此。

虽然四位专家在科研上取得不菲的成绩,但他们从小求学的路程却都十分艰辛。也许正是少年的艰辛求学经历磨砺了他们的意志,为他们后来在艰苦环境下从事科研工作储备了精神动力。赵亮老家离乐都县城有20多公里,离109国道有12公里,小学和初中都是在大山里就读,在异常简陋的条件下还要住校。即使高中时去了镇上的二中,条件也并没有改善多少。在西北零下十几度的寒冬里,教室、寝室都没有火炉子保证最基本的取暖条件,早上起床就发现被子上已有了一层寒霜。然而,赵亮为了走出大山,从来没因此放弃学习,所有的心思都用在钻研学习上了。

周国英小时候并不住校,所以每天需要往返于学校和家里。冬天零下十几度还要骑车上学,刺骨的寒风袭来,感觉能把人冻死。大多数时候没法骑车,为了赶时间只能下车推着自行车跑。上学路上还要越过一条河,每次一发洪水,人就容易被冲走,只好在水里搭块木板,扛着自行车慢慢趟水过河……经历了那么多艰辛,周国英更加奋发图强。从当地六中高中毕业后,他三个志愿都填满了,心想只要能考上,什么学校都上。1998年,他即将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毕业,那时按政策已经不再是毕业就包分配工作了。周国英便主动联系了中科院高原所,希望从事研究工作,并顺利成为毕业当年进入高原所的七名新人之一。入职后,他发现其他人进来半年就学英语了,原来大家都准备考硕士研究生。在这种环境下,周国英自然也有了考研的打算。但因为本科阶段就在英语学习方面很吃力,第一年考研失败。高原所的一位老师劝说他先把所里的野外工作做好,十月专门参加英语培训,终于在第二年顺利考上。

这四位人才里,缘分更深的是徐世晓和周华坤。他俩不但是一个县的老乡,高中还同是一个学校——当地乐都一中的校友。

虽然在一个学校,徐世晓却没有一开始就选择从事科研。徐世晓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家人大多数都是老师。在这样的家庭出生的徐世晓和家人一样,自然地认同工作稳定、假期较多、受人尊敬的教师这份职业。因此,徐世晓本科自然而然地选择了青海师范大学生物专业,毕业后在乐都的中学当上了生物老师和班主任。徐世晓最后走上科研道路竟是缘起爱人。因为爱人在西宁,徐世晓决定通过考研进高原所,就这样,最终在高原所遇到了高中校友老乡周华坤。

周华坤本科毕业于青海大学农学专业,他也是当时作为应届毕业生唯一成功考上高原所的硕士研究生。那时大家都觉得不可能,整个大环境就没有考研的氛围,甚至在省会西宁市都买不到考研参考书。无奈之下,他只能找到在北京上学的同学,花了二百元才买到考研参考书。大四那一年,全校报名考研的人加起来一共才十几位,成功考上的仅周华坤一人。其实最初他想考的是山东农业大学,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命中注定,有位老师告诉他高原所当年招4个硕士研究生,最终他留在了生他养他的青海继续攻读硕士学位。硕士毕业时,虽然有去外地工作的机会,但他还是选择了留在高原所。因为“和同学、老乡在一起工作会默契,而且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所属于‘国家队’,留在所里工作很有荣誉感。”这是周华坤最在意的。

四位人才的经历是高原所几百名职工的缩影,大家因为各种不同的情况殊途同归地加入高原所后,逐渐被老一辈科学家扎根大西北,为祖国生态环境建设奉献青春的精神所感动。大家凝聚成一个团结的大家庭,因为这份情怀而坚守在这片土地上,一代又一代,进行着虽然艰苦却在他们心中充满荣誉感的科研工作。

 

砥砺前行:艰苦条件下风采依旧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顾名思义,这群奋斗在科研一线的科研工作者,要在高海拔、低温、缺氧的环境中开展所有工作,这其中的艰辛远非常人能够想象……

周国英回忆起在海拔4000多米的唐古拉山镇实地考察的日子,至今心有余悸。在那里既要带上植物种子,又要带上肥料,只能雇辆大车一股脑儿全部拉进唐古拉地区。除了雇人帮忙,自己也得动手。由于当地条件艰苦,山上的住宿条件也比较差。没有正规旅馆,只有当地居民搭建的土房子,同时还伴有头疼头晕等高原反应。床比桌子宽不了多少,常常半夜醒来,嘴里能掉出一块土坷垃。雇来的人也不愿意多干活,很多事情还得自己亲自上手做。在唐古拉地区待得最长的一次是整个八月份,一待就是一个月。有时为了多带一个人快点干完活,就不带司机,自己开车去。每次出野外,因为高原上紫外线强,空气干燥,再加上工作人员着急上火,嘴唇经常是烂的,根本吃不下饭。团队负责人陈桂琛经常出野外,因为环境太恶劣,拼搏了11年就因肝癌去世了,年仅51岁。

赵亮接受采访时正患重感冒,听到同事说到这里,他摘下口罩插话道,“我们所的卢学峰老师今年才53岁,正是做科研的壮年时期,但是现在牙齿都掉光了。”

徐世晓的孩子刚出生七天,从医院接回家后,身负家庭重任的他就离开家,出发去野外考察了,孩子满月也没看到。提起自己当年的硕士生导师——原高原所所长赵新全,徐世晓心中也是充满敬仰。徐世晓是赵新全老师的第一个开门弟子,毕业后留下加入了团队。“赵新全老师对高原生态保护有着很深的执念,已经59岁的他刚从成都分所回到西宁的高原所,就立马又去了可可西里,说是要激发一下自己‘沉默的高原基因’。”说到这里,大家都笑了,笑里甚至有泪。“我们已经很好了,老一辈的科技工作者下野外,经常是5月走,10月回,一走半年,风餐露宿。”徐世晓说。

说到高原工作对身体的影响,主要是因为高原地区长期缺氧,对心肌等器官损害较大。周华坤去过的那曲地区海拔4600多米、玛多县海拔4200多米,晚上无法入睡,第二天会因为休息不好而头疼头胀。与内地人普遍认识相反的是,短时间往返高原对身体损害更大。周华坤的团队一般去三江源会多一些,做草原恢复治理时需要雇人,当地的藏族老乡不好雇用,只能从别的地方雇用,但成本会因此更高。而且在牧区,只能雇用农区的人干活。每次出野外,周华坤都必须提前告诉家里。现在马上又要去三江源,时间长则一月,短也要一周。

高原所的人不愿“倾诉”工作、生活条件的艰苦,这些艰苦在外人看来无法想象,对他们来说却是家常便饭。他们更愿意回忆追溯陈桂琛、苏建平、王为义等专家前辈,是他们的精神品格激励着后来的科研工作者,沿着他们的足迹继续共同的事业与信仰!“苏建平老师平时身体非常好,自己开车一千多公里,十六次进入可可西里研究藏羚羊。有时候车陷进坑里,就只能扔在那不管了,徒步继续完成科研工作,两三个月后重新回去再想办法开出来。这在可可西里是常事,去那里,路上随处可见坏在路上的车子。苏老师收集的原始数据,对藏羚羊迁徙研究很有价值。但长期如此,身体再好也不是钢打的,等到他感觉身体有问题时,因在西宁做手术效果不好,去北京做手术就已经晚了。2018年7月份,苏老师才54岁就去世了。”回想起苏建平经常主动加班做科研,春节长假期间,才三天没去办公室就心里空落落的,周华坤对此感慨万千。他们是真正纯粹的高原生态科学家。高原缺氧、多年冻土、生态环境是世界三大科研难题,这些科研难题只有在高原才能开展研究,从而得以解决。有的工作只是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数据统计,其本身就非常有意义。但这样的工作虽不简单却平凡,很难有重大发明发现,甚至论文都难出。可这样的工作总需要有人做,甚至可以说,总要有人去奉献、去牺牲。他们的工作没有光环,平凡而伟大!

 

再铸辉煌:高原科研待人才接力

以一斑窥全豹,高原人才的问题是个持续的问题,也是机制的问题,其关键是要“留得住、用得上”。最近两三年,在职称评定、人员培养和提升、提高留所人员待遇等方面,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出台了多项人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研究所人才的流失现状和培养力度不足的问题。近三年,晋升职称人员十余人,提升实验室副主任、研究站副站长的年轻科研人员十余人。这些举措让年轻人看到了希望,有了奔头,甘愿在艰苦的科研环境中潜心研究,为高原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做贡献。

但这与高原人才的需求相比,缺口依然很大。“目前我省科技人才工作存在高层次创新人才数量不足、科技创新平台和开放交流平台建设不足等问题。”在科技人才中心赴青海调研科技人才工作的座谈会上,青海省科技厅副厅长苏海红说道。针对目前评价标准单一、评价手段趋同、评价社会化程度不高、用人主体自主权落实不够等问题,尤其是对不同类型人才评价还存在“一把尺子量到底”的现象,对一线创新创业人才正向激励作用不足等问题,青海省科技厅根据实践需要,及时填补政策空白,对科技人才实行分类管理,已经完成《青海省科技人才分类评价实施方案》《青海省科研机构创新绩效评价办法》的制定,实现了科技人才的精准评价和科研机构的绩效评价。

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机制需要再突破、再创新。同时,青海自身也需要加强地域优势宣传。目前杰青、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等高端人才依然特别缺乏,而且很多人对青海的认识始终停留在自然条件差、科研平台差、生活待遇差、发展空间差这以“四差”为代表的老旧印象里。事实上,尽管自然条件恶劣,但青海依然有自己的优势。在青海,可根据项目的需求,充分利用高原区域环境进行生态学研究这一最适天然实验室的特色优势,同省外人才采用联动机制,不求所有,但求所用。高原所设置开放课题,实施候鸟人才计划,吸引关键人才到研究所和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仅高原所周华坤负责的青海省寒区恢复生态学重点实验室就聘用客座研究人员40多人,其中不乏国内著名的青年科研才俊。高原所的候鸟人才计划,吸引了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杨元合团队等高端科研人才,共同参与高原退化草地的恢复治理工作。2020年8月份,杨元合团队与周华坤、周国英等人一起完成了三江源的生态科考工作,目前已进入实质性的科研工作阶段。杨元合本人也是国家杰青、国家计划入选者。

高原科研人才的问题是一个长效的机制问题,需要在方式方法、激励措施、软硬环境等方面取得突破和创新,需要国家政策制定者、科研工作管理者、一线科研人员诸多方面齐心协力,齐抓共管,人才机制问题任重而道远。

走进青海,高原所为我们带来了无数感人肺腑的故事,既让我们肃然起敬,又让我们心情沉重。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扎根雪域高原、满怀报国情怀的科研团队,有着这样一群朴素真诚的科研工作者,才有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功能的持续维持和发挥,才有我们伟大祖国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科学发展。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国家与人民的更多关注与敬重,改善科研工作者的工作与生活条件,进一步激发科研团队的积极性,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到他们的科研队伍,为祖国的科研事业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的血液。祝愿新老科研工作者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进一步提高我国高原生态环境研究的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