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地震专家的世界
作者:丁姗姗时间:2015-04-29 15:13 来源:中国科技人才

    2015年是刘静通过“百人计划”归国的第十个年头。这十年,她游走在高原地带,从事构造地貌、地震地质、古地震和地震破裂过程等研究。作为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的研究员,刘静每年几乎都要有1~3个月的时间在野外度过。

刘静的办公室是一个向阳的房间,办公桌上两台电脑分别显示着正在处理的监测数据和地质图纸。她说,半个月后或许又要启程,地点是西藏墨脱。“野外考察并不觉得很艰苦,因为,我们能看到别人眼中不同的风景。” 

入地难,难于上青天

每次大地震过后,刘静和同事们都会往来于灾区进行科学考察。面对震后的满目疮痍,刘静感慨良多:“对于我们来说,情绪相当复杂。地震预示着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是活动的,让我们觉得这些是难得的研究机会,但这种大自然的活动又给人类造成了灾难。”

有时候,科研人员只有在封闭解除之后才能进入震中地带,尽管离地震已有一段时间,但震后的景象仍旧触目惊心。刘静和同事们就在塌陷和断裂带中搜寻地球活动的数据痕迹。得知刘静的身份时,有些受灾民众也会情绪过激地质问:“为何不能预报地震!”面对这样的质疑,刘静和她的同事只能做一个倾听者,任由对方发泄着心中的不满。更多时候,刘静和同事们还承担着志愿者的身份,帮助传递一些相关的信息和数据。“我认为这方面还是缺乏相关培训。我们去的地方比较多,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完全可以身兼数职。”刘静认为地质科考队员在灾区可以做得更多。

地震为何不能预测?刘静说,地震能不能预报和我们能不能预报地震,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命题。“现在只是我们还不能预报地震,但不代表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我们对自然的认知的加强,地震永远不可预知。”

“入地难,难于上青天”。观测地下比观测太空要难得多。预报地震的难点要在于震源处于地球内部,孕育深度达十几公里,地震前发生的微小变化目前很难被检测,可以说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数据。“就像天气预报建立在大量云图数据和观测的基础上,但对于地震,现在的观测数据不足以让我们了解地震之前地球深部发生的过程。国内对地震预报有很高的预期,但实际情况是,这是世界各国科学家都面临的难题。”

2009年,意大利中部城市拉奎拉发生强震,导致300多人死亡。意大利一家法院2012年认定,地震发生前,6名地震专家和1名政府官员未能向公众充分预警,犯有过失杀人罪。2014年11月,意大利拉奎拉一家上诉法院推翻了此前判决,认定6名地震专家无罪,政府官员也被改判两年监禁,缓期执行。刘静认为,如果地震专家因此获狱,会是对他们不公。但这一事件也提醒科学家如何把现今的认识及相应的不确定性传达给公众。

实际上,我国对地震方面的投入和认识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有时候科研人员会监测到一些地下发出的信号,但是并不能确认这些信号是否就一定预示着地震。在这种情况下反而不敢轻易发布。因为通常每次地震之前的信号不同,科研人员能做的,只有将所有数据采集,然后记录在案。但对于此前未出现过新鲜的信号,以目前的科研水平来看,尚不能进行预判。”

偶然入行

青藏高原是文艺青年、背包客们心之向往的净土。在刘静眼中,这里除了蓝天白云之外,更是探索自然的课堂。“青藏高原东缘三江地区构造地貌演化定量研究”“古地震探槽选点与事件判据的示范性研究”“青藏高原东缘三江地区河流侵蚀递进发育的低温热年代学约束”都是刘静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

1987年,刘静考入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构造与地球物理专业。高中时期对地理十分偏爱的刘静本来报考的是地理专业,却被调剂到了地质专业,没想到这样的一次调剂,却让她开启了另一番全新的领域——本科毕业之后,又先后在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地球动力学及构造物理学攻读硕士、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和法国巴黎地球物理学院攻读博士和博士后。 

2004年,刘静跟随法国同事第一次踏上了青藏高原,之后的一次野外中由于高原反应,她差一点“以为自己要死在那里”。但这并未拦住刘静的脚步,随着对这片土地认识的逐步加深,刘静更加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

2005年,刘静从法国博士后毕业,同年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并入职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也正是借助“百人计划”200余万元的“巨额”科研经费,刘静获得了归国科研的“第一桶金”。不久,她就用这笔钱在西藏南部地区设置了6个GPS观测点,通过卫星定位测量两个点之间距离的变化,以此反映出地壳运动的趋势,进而为地震预报提供基础资料。那时,全国的固定GPS观测点也只有26个。

刘静与先生曾令森是同行。身为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的他刚刚获得中国地质学会第七届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刘静认为自己很幸运:“我的先生、家人从没用女性的社会角色来限制我,对孩子的教育也都采用放养的模式,让孩子经常走出去开阔眼界,这也能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形成很好的正循环。”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考队的条件已经大大改善。“比起老一辈地质工作者的艰苦,我们已经算是很幸福了,只有在十分偏远的地区才需要住帐篷、做饭。”刘静说,每次的野外工作周期大约2~3个星期,时间太长会降低效率。

在刘静的团队里,女性大概占到了三分之一的比例,这样的数字在科研团队中已经相当可观。同样作为女性,刘静并不认为她们比男科研工作者存在劣势。“比如我们的身体耐力、韧性,还有与生俱来的细致,都是很好的优势。”

开放的态度

在科研工作中,如何在个体科学家和科研团队组织者两种角色中自在转换是刘静思考的问题。作为一个科学家,只需要关注自己的研究课题即可,但是面对一个团队就需要进行整体的规划,时间需要更好地协调。“我在摸索和平衡中寻找着自己的定位。团队建设、学生培养都是需要我思考的问题。”

从整体科研大环境来看,合作度和数据共享度的欠缺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刘静认为,不同单位、不同研究机构之间的协调,首先要建立在公平公正和实事求是的基础上,高质量科研成果的产生需要对数据深度发掘,需要横向合作。完成课题的时候,应该考虑保证数据资源最大程度的优化,一己私心只会产生严重羁绊。

“比如美国的顶级研究所就很强调合作,有很高的开放度。研究者对其科研项目数据有一定时间的优先使用权,但在期限过后,这个数据就会开放。而这一点恰恰是制约我国科研向高质量和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刘静说,数据共享和开放可以增强科研的碰撞度,从整体上来看是有利的,只是期间会对研究个体产生一些损失。“国内的科研大环境,需要制定一些规则,在兼顾对数据采集方的投入认可基础上,加强数据为其他科研人员后续使用的便利性,需要评价机制来引导,以此促进大家更好地合作。在刘静看来,目前国家的科研经费投入和硬件环境已经相当可观,这让很多外国科研同行十分羡慕,而软环境亟需提升。

作为博士生导师的刘静对学科人才的储备信心满满。“我们从来不缺人才,重点在于如何拔尖,怎样给他们更加宽松的环境。”为了让学生在科研积累阶段能够吸收更多养分,刘静十分支持学生到外国学习,“科研一定需要开放的国际交流,才能更好地促进,人才成长的速度与渠道有很大关系。”欧美宽松开放的环境确实有利于人才的成长,“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让学生走出去,在适当的时候,再通过相应的人才计划吸引他们回来。不能因噎废食。人才的发展,我们的眼光应该放得再长远一些。”

刘静: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第七届中国地震学会地震地质专业委员会委员;

地震行业科研专项专家组成员;

2012年荣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2013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被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并获青藏高原青年科技奖;

2014年入选国家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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