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秋天，当年轻的胡思得从邓稼先手中接过苏联库朗特和弗里德里希合著的《超声速流和冲击波》一书时，就注定了他后来与我国核科学研究结下不解之缘。“那本书是钱三强同志从苏联带回来的全国唯一的一本。从那时候开始，我们这一代科研人员在老一代科学家的引领下开始了自己毕生奋斗的事业。”

“想不受欺负，就不能没有原子弹”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了《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斯坦公告》。1945年8月6日晨，驾驶着“安诺拉·盖伊”号“空中堡垒”B-29轰炸机的飞行员蒂贝茨、领航员凡科克、核武器测试员杰普森，将代号为“小男孩”的重达5吨的原子弹投在了日本广岛。8月9日，美军再次出动B-29轰炸机，将代号为“胖子”的原子弹投到日本长崎。在加速日本军国主义灭亡的同时，原子弹作为一种重创杀伤力武器走进了人类历史。这不仅开启了世界军备的核武器时代，甚至使核恐吓、核讹诈成为了国际关系中的一种手段。
1950年11月9日，在朝鲜战场上屡遭败绩的美国人，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绝密文件中筹划“为反击中国共产党入侵朝鲜，关于美国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性所需考虑的问题”。1950年11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关于朝鲜局势的声明》，声称“不排除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明确发出核威胁。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打破核大国的讹诈与垄断，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关于研制原子弹的决定。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指出：“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作曲家王洛宾笔下有过一个那么令人向往的神秘又富有诗意的地方，那就是中国青海省海北州境内一块方圆1100平方公里的大草原，麻皮河和哈利津河由此贯穿而过，这就是青海有名的金银滩大草原，今天青海省海北州首府西海镇所在地。这个曾经让人倍感神秘的地方，就是我国最早的核武器研制基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前身二机部九院的所在地。
王洛宾笔下的诗篇是优美的，那悠远而又令人情动的歌声温婉悠长，然而在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人被迫开始独立自主地研究核武器的艰苦条件，却远非今天的人们可以想象。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是一种什么力量使优秀的中华儿女无怨无悔地以身许国、默默奉献？“是因为当时科学家们坚定的人生信仰和火热的爱国主义情怀，在党和国家的召唤下，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让‘祖国更加强大’的核工业研究当中来，那种执着与坚定铸成了我们今天的辉煌，铸成了我们今天的两弹精神。”胡思得讲述的故事是从“两弹元勋”们的事迹开始的。
“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千千万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文明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1950年2月，在美国求学的朱光亚得知祖国已经解放，就和52位中国留美学生在纽约《留美学生通讯》上发表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一时间，“回去吧！赶快回去吧！”成为不少中国留学生的第一选择。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科学家，我们愿意放弃自己搞了多年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改行从事国家亟需的工作任务。我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1961年，正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的中国青年科学家周光召、吕敏、何祚庥主动请缨，要求立即回国，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毕业于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的“娃娃博士”邓稼先，在取得学位的第9天，便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时任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他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时，邓稼先深情地向妻子许鹿希教授表白：“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在研究院彻夜通明的灯光里，在青海草原、戈壁沙漠上，人们用汗水、热血和宝贵的青春谱写着我国尖端技术发展的光辉篇章。”胡思得饱含深情地讲述着。
王淦昌、彭桓武是当时全国顶尖的物理学家。当祖国需要的时候，王淦昌说：“我愿意以身许国！”彭桓武说：“我去！”王淦昌、彭桓武本是学界有影响的大家，然而为了服从工作的保密需要都要隐姓埋名，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为了国家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
1962年年底，邓稼先、周光召领导的理论课题组正式提交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这份理论设计方案中蕴含着核科学家们无数的夜以继日、酷暑严寒。
在我国原子弹研发史上，有个著名的“九次计算”的故事。当时，二机部九所理论部的科研人员的首要任务是消化苏联专家给二机部领导讲解原定提供给我国的原子弹教学模型时记录下来的一些数据。邓稼先领导一批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利用手摇计算机、计算尺等简单工具，夜以继日地进行着计算工作。开始，一切进展得很顺利，计算结果与专家给出的数据非常吻合。但是当计算到里面一个关键点时，却有一个数据与苏联专家的数据对不上，计算不得不暂停，先讨论清楚出现问题的原因。这时周光召来到研究所辅佐邓稼先的工作，计算和讨论在紧张地进行中。周光召认真地听取了年轻人的汇报和专家们的意见，仔细地核对了计算所用的公式和参数，仔细审阅和分析了繁杂的计算结果，认为问题似乎不在我方的计算中。有了这些第一手材料，周光召就开始怀疑苏联专家给的数据有误。这是一个非常大胆而有挑战性的判断。要去否定苏联专家给出的数据，就要有能令人信服的严格的科学论证。
最后，周光召以他深厚的物理功底，利用热力学的最大功原理，论证即使炸药做了最大功也达不到苏联专家的数据。就在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已接近完成时，所里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负责联系实验和生产，这个小组由邓稼先和周光召亲自指导。为了理论上有充分的武装，“老邓”和“老周”分别给这个小组吃“小灶”，每星期给年轻的同事们讲课2~3次。科学家们辛勤的汗水结束了长达几个月的争论和徘徊，扫清了理论设计的障碍，大大加速了我国自行研制原子弹的步伐。
1960～1961年，国家正值困难时期，很多人因饥饿身体浮肿。当时的支部书记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到晚上10点的时候，把这些患浮肿的病号赶回去休息。到12点钟时，把所有人都赶出办公室。可是等书记走后，大家又回来继续攻关。在最困难的日子里，聂荣臻元帅得知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缺粮缺油后，亲自打电话指示部队和地方调拨黄豆、鱼肉支援。聂荣臻还特意交代：这些食品“全部分配给专家和技术人员，领导和行政人员一律不分”，如果党政领导干部吃了，要追究处分，于是就有了“科技豆”“科技肉”的故事，至今这个故事依然留在那个时代的记忆里。不仅是“科技肉”，共产党员、领导干部 “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感动着、激励着所有参加核试的科技人员。国防部长陈毅元帅更是为大家鼓劲加油，提出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研制原子弹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全国许多技术领域和生产部门。1963年，我国科学家完成第一颗原子弹设计方案，11月29日，铀工厂生产出第一批合格产品；12月24日，同步聚焦爆轰产生中子试验成功。1964年1月14日，我国生产出第一批合格浓缩铀（铀-235）；4月加工出第一套原子弹上的核部件；6月6日，在研制基地爆炸试验了第一颗“准原子弹”，即1∶1全尺寸爆轰模拟冷试验。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
今天，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在“铸国防基石，做民族脊梁”中凝练的“爱国奉献、艰苦奋斗、协同攻关、求实创新、永攀高峰”精神正是50余年来一代代科学家们无私奉献的真实写照。“两弹突破的实践表明，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全国‘一盘棋’、大力协同、集智攻关，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是迅速发展我国高新技术的必由之路。”胡思得说。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中国的核物理科学家们以他们身体力行的无私奉献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写就了共和国铸重器卫国、以兹和平的辉煌，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程开甲、郭永怀、朱光亚、邓稼先、陈能宽、吕敏、于敏、周光召、彭士禄、黄祖洽、王承书他们的名字，后人应永远铭记，历史也将永远铭记。

从左至右分别为三位核武器专家胡思得、于敏、唐信青

“两弹一星”元勋不是23人，是一代人
“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希望你们珍惜韶华、奋发有为，勇做走在时代前面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努力使自己成为祖国建设的有用之才、栋梁之材，为实现中国梦奉献智慧和力量。”胡思得引用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回答了关于他个人历程的探究。
“我所从事的工作，要求自己付出极大的努力和精力，但是光靠自己是不成的。”每每谈起自己，胡思得总是这样谦逊地说，“要是说我有点所谓的成就的话，是因为我有3个支柱：第一是自己的爱国心，对事业的忠诚，这是基本的；第二是我周围的老师、同事、朋友的帮助；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我爱人的理解和支持。”   
胡思得作为国宝级科学家，可谓科学巨匠。但他更多谈到的是我国核武器研究领域中众多其他科学家的感人故事，不免让人对他个人的成长历程和思想前进的轨迹产生了愈发浓烈的兴趣。
在胡思得的成长过程中，恩师、前辈的鼓励与榜样作用，对他影响至深。
1950年的一天，浙江宁波私立效实中学，一向治学严谨、不苟言笑、号称“蔡代数”的蔡曾祜老师有些惊异地发现，在数学竞赛的三个级别小组中，最后一组有个叫胡思得的学生，做出了三个小组中最为出色的答案。“你们看，这次胡思得考得最好！”从不轻易表扬别人的蔡老师这次却言溢于表。人们常说年轻人的热情是表扬出来的，这话一点不错。老师的表扬激发了胡思得学习的热情，胡思得一股脑地把班里所有的考试竞赛题做了个遍，乃至在学校的数学专题刊物上发表，直至当上了班里的数学课代表，被同学们称为蔡老师的得意门生。    
在谈到个人成长经历时，胡思得不止一次地对采访他的媒体提到我国核物理科学研究的前辈卢鹤绂先生。“卢先生让我们几个人去准备一个实验，做记录宇宙射线粒子用的气泡室。气泡室里放进酒精或乙醚等液体，然后在高压下加热至沸点，又立即降压使它成为一种过饱和的液体，暂时还不会汽化。但如果此时有宇宙射线粒子打进来，粒子所过之处受到扰动而汽化，就会形成一个轨迹，根据这个轨迹就可以知道是什么样的粒子了。这需要有降压、照相等一些关联的动作。这件事给我们最大的教育意义是鼓励我们自己去闯。”
当胡思得成为我国核物理科学研究队伍的一员后，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程开甲、郭永怀、朱光亚、邓稼先、陈能宽、吕敏、于敏、周光召、黄祖洽这些科学巨匠，在工作生活中醍醐灌顶、提携后学的科学精神，无私奉献、以身许国的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给胡思得的思想及治学理念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胡思得（左一）一直把于敏（中）当作自己处世立业的学习榜样    

爱国主义精神从哪里来？“伟大的事业产生伟大的精神，而伟大的精神反过来支撑着伟大的事业。在十分严峻的国际环境背景下，在非常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他们利用有限的科学研究和试验的手段，顽强拼搏，奋发图强，锐意创新，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突破了重重技术难关。在青海草原、戈壁沙漠上，到处涌现出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人们用汗水、热血和宝贵的青春谱写着我国尖端技术发展的光辉篇章。”在一次演讲中，胡思得满怀深情地说。    
在计算原子弹物理过程所必需的参数过程中，年轻的胡思得在邓稼先、周光召的指导下开始“铀在高压下的状态方程”的研究。这项研究内容保密，文献查不到相关资料。金属在高压下的状态方程，通常要利用冲击波压缩金属的动力学实验的结果。当时国内的动力学不具备实验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出铀的状态方程，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胡思得和同事们把所有有关状态方程的文献都找出来，逐篇仔细阅读，深入消化。各种金属的动力压缩性能，各有一条称为Hugoniot的曲线来反映，他们把所有能找到的其他金属的Hugoniot曲线都汇总在一起，寻找其间的规律性联系，从中推出了铀的Hugoniot曲线走向。同时，他们又学习并研究托马斯—费米理论及其各种修正，然后用巧妙的办法，把它与动力学压缩曲线平滑地相连接。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胡思得终于建立了在很大的压力范围内，能满足数值计算要求的铀的状态方程。后来国外的文献陆续有了报道，中国也有了自己的实验数据，比较之后发现，当年他们求出的铀的状态方程与实际应用相当吻合。
当年，胡思得主持设计一个小型化型号项目时，为了提高其性能，引入了许多重大的改进。由于受到前几个型号成功的鼓舞，从理论到实验改进的步子一时有些过大，以致给内爆过程带来了一些问题。面对这个纯粹的技术问题，只要科技人员认真总结经验，是不难改进的。但当时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整个实验基地笼罩在极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之中。一些人把技术问题变为政治问题，甚至把在氢弹研究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于敏也请进了“学习班”。于敏说：“虽然我现在很难过，但我对得起良心，对得起科学，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正是科学家严谨的精神使科研工作始终沿着客观规律前行。“我从此把于敏当作自己处世立业的学习榜样。”胡思得说。
每每谈到成就，胡思得很少谈起自己，却总是谈起王淦昌、彭桓武，谈起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等科学家的事迹。谈到大力协同的集体主义精神，“我认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专家是元勋，他们是元勋们的杰出代表，还有许多没有获得奖章的元勋”。
黄祖洽是为我国原子能事业和战略核武器设计立下不朽功勋的理论物理学家。他和彭桓武一起奠定了我国核反应堆理论和设计的基础，为我国原子弹、氢弹的原理探索和战略核武器的研究设计率先开路，贡献卓著。
有一天晚上吃过饭，胡思得和黄祖洽去散步，谈起了这段日子专家们为一个计算结果反复讨论的事。黄祖洽语重心长地对胡思得说：“参加讨论会，要注意每个人发言的内容，还得从他们的发言中悟出每个人的思维特点和学术技巧。你看，彭桓武先生有个著名的粗估公式3≌∞，周光召善用微扰方法，而程开甲先生则擅长用勒让特函数展开，他们把一个个看来非常复杂的问题进行简化。而何祚庥呢？他却能在激烈的争论中，冷静地思考各方的主要论点，去其偏颇，突出合理的内核，引导出一个更为完美的意见。取各家之精华，求同存异，做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小结，或提出下一步需深入思考的问题。”
回忆至此，胡思得说：“老黄的一席话，引导我在科学大道上成长、成熟，让我终生受用。一个科研项目和工程，就是一个团队和集体，只不过这个团队中，总是需要一个代表，就像我们院士一样，不能说我们当选了院士就比别人贡献大，其他没有当选院士的人就贡献不大，没有这个道理。我觉得‘两弹一星’功勋不仅仅只是23个人，那是一代人，是一种精神。”
聊起那一代人，胡思得说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一个是邓稼先，一个是周光召。
1958年秋天，刚刚从复旦大学毕业的胡思得第一次出远门到北京二机部报到，迎面走来接待他的就是邓稼先。待人淳厚诚恳的邓稼先没有一点大专家的架子，从查文献到利用资料，邓稼先手把手地教。邓稼先在大学里有一个外号叫“波尔”（pure纯洁），与他共事的人都觉得他很好。大家也不叫他邓所长、邓院长，而叫他“老邓”。大家都说“老邓”的善良是纯粹发自内心的，建所劳动时跟大家一起挑土、运砖、推车，相互起个外号，开个玩笑。“我一直在他手下工作，我们相处的时间很长，从他身上我学到很多做人、做科学家的哲理。”年轻的胡思得就是在邓稼先的领导下开始了对原子弹的研究探索。
周光召刚到理论部时只有32岁，但才华横溢的他在突破原子弹研究中作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一次胡思得要从理论部出发到青海实验基地去，他嘱咐胡思得：“我们作为搞理论的科学家，如果理论预言跟实验非常符合的话，当然高兴。但是一个有作为的科学家，更要重视理论与实验不一致的地方。你要抓住理论跟实验不一致的地方，研究它，突破它，这样无论是理论或是实验都会有新的提高。”
俗话说，“妻贤夫业兴”。每当被问起夫人的情况时，胡思得的语调中总是荡漾着温情。1963年，经同事介绍，胡思得和刘玉清结为夫妇。“结婚前我就跟她说了，我不可能长期留在北京，我要去青海工作。她说她知道这点，我一听就知道夫人深明大义。”胡思得说，“我能够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这是我的第三个支柱。”
女儿出生时，胡思得远在青海，当同事陪刘玉清到医院时，医生问她：“你爱人呢？”“爱人不在，出差去了。”因为工作的保密性质，刘玉清只能以这种简短的方式回答。
一个知识女性默默地担起了家庭重担的同时，还要肩负起工作的责任。从电子学专业转行计算机，从俄文专业到英语应用，同事们评价刘玉清是一个有追求、很要强的人。刘玉清做出的牺牲、付出的辛劳，使得胡思得的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在先后主持研究我国核武器研究领域一系列重要关键项目获得成功的同时，胡思得主持编纂的《原子弹设计论》成为国际核武器研究领域里权威学术文献。

“原子弹是纸老虎”
从事了一辈子核武器研究，胡思得对核应用有着自己的看法：“现在核武器研究理论上已经相对公开化，一些经济尚欠发达的国家已经具备了研发核武器的能力。然而，核武器必定是一个时代特定的产物，于敏同志说得好：‘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决不受旁人欺负。’可以说，我们研究原子弹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原子弹，如何使核物理应用造福人类才是核研究的最终目的。”
胡思得认为，原子弹，包括氢弹在内，在其衍化发展中必定会有中国人科学智慧的凝结，但是无论如何，这些东西不是科学的最终目的。“毛主席说得好：‘原子弹是纸老虎。’要是核战争真的发生，最终将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我们的目的是最终消灭原子弹，是为维护世界和平，让我们的国家不受人欺负。但是，在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凝结的前辈科学家的无私奉献、大力协同的集体主义精神却是永恒的。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科学家很早就有了继往开来的一系列创新成就。”
中国从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至今，始终本着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地区使用核武器、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核政策。中国的核武器是遏制核战争的手段，而不是打赢核战争的工具。在我国核物理应用及核武器发展领域取得了巨大飞跃的今天，国有重器方能保家卫国，国有重器方可维护和平，然而铸就了这些国之重器的科学家们在一穷二白之中经历的艰难困苦，在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无私奉献中所凝结的精神力量，才是中华民族以兹和平的镇国重器之魂。

胡思得，《原子弹设计论》总编辑、主要作者，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院长，历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副院长、院长、高级科学顾问，在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究设计和发展以及核试验的近区物理测试中做了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创造性地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为我国核武器的研究设计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先后获得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