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创新中的政府角色，是一个长期在讨论甚至争论的问题。也是我在从事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研究、担任地方政府的市长，以及今天我又进入到企业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对此，我着重谈3个观点：

第一，创新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生死服务。

20年前，当我们国家提出来“科教兴国”、提出“创新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许有很多人不以为然，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有太多可以让我们发展的因素、动力。10年前，当我们国家启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时候，人们再一次把目光聚焦到“创新”这个话题上，仍然有一些人不以为然，我还记得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在全球化格局当中应当以自身的资源禀赋去参与竞争，我们最核心的禀赋就是丰沛的劳动力。有人还说，我们可以以这种比较优势再保持中国经济高速成长30年。我相信如果曾经关注过这个过程，一定还有人对这些论断和观点记忆犹新。

5年前，当我离开科技部到山东省去担任济宁市市长，当时中国经济仍然是在高速成长的最高点。我记得当时我参加山东省一个高层的会议，几乎所有的同志都对经济的高速增长抱以绝对的乐观。会上我提出了不同意见，在对投资、消费和贸易这三个角度做了一些简要分析后，我强调了一个观点，也许我们确实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也许我们还有很多的动力因素，但是从这三个所谓拉动经济成长的方面来分析，我认为我们应当把困难估计得更足一点，也许当困难真的来临时，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准备。

当时我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也不敢说有多大的把握，但是5年以后，其实已经不是时隔5年，时隔3年以后风云变幻，我们已充分感受到当前经济所面临的困难究竟有多大。实际上，我们早在20年前就已经完成了从短缺经济向相对过剩经济的转变、从长期的——这个长期可能是几千年——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我们整个经济增长的动力或者是动力模型一定要发生改变，一定会发生改变。在这个时候，我们并不是说就没有路子可走，甚至于我认为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去趟的路子，还有很多的机会。比如国家提出来创业创新，这里头就蕴含着太多的机会。现在对于创新的理解，专家们有很多的表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我认为，归根结底是技术创新。我们一定不要把技术创新泛化，技术从技术发现、发明到产业化的全过程看确实需要很多的创新，需要我们有管理上的跟进，但是最终它一定是体现在技术的市场实现上。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层面上做更多的思考、做更多的努力、做更多切切实实的工作，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向产业链的高端攀升，一定能够摆脱目前这样一种产能严重过剩、产业结构低层次的困局。

第二，创新当中政府的作用或者政府的支持。

这个问题也是长期讨论和争论的问题，政府在创新当中究竟应当做什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自上而下比较普遍的一种政府行为就是来主导技术的选择，来进行创新资源的配置，这里既包括人才，也包括资金。我无意否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完成特定目标任务时这样一种功能的价值和作用，但是到今天当我们已经选择了市场经济这样一条道路，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有了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时，我认为政府应当加快职能转变的步伐，应当把自身的功能更多地定位到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上。

在这里重点强调三个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一是科技政策。这几乎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着力以此推动创新、推动科技发展的抓手，而且是最关键的抓手。一方面是政府职能所要求的；另一方面是在营造一种环境，它是在提供一种普惠性的环境。当有了这种环境时，创新就会像禾苗一样在阳光雨露下茁壮成长。记得我在科技部工作期间，当时围绕国家中长期规划制定了60条政策，其中有很多的含金量是很高的，比如对企业R&D的税收抵扣政策就是非常好的，而且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用。我到地方工作以后，更感受到这条政策确实非常好，它是抵扣所得税，当年抵扣不足还可以跨年度结转。这个所得税有75%上交中央财政，对地方来说只要掏25%的份额就可以为一个企业提供100%的支持。政府通过抵扣税、间接的方式来支持企业的创新，这使得企业能够在技术选择上有更大的主动权、更大的积极性，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政策！

但是，从这个政策制定到今天已经将近十年了，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包括我供职的地方依然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我一直在寻问，到底为什么不能让这样一个好的政策、真正推动我们创新的政策落到实处？

还有一个政策就是政府采购政策，也是当时我们制定政策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内容。其实任何一个研究政府采购政策的人都知道，在发达国家政府采购政策的功能绝不仅仅是降低采购费用，绝不是建立在单纯的性价比的基础之上，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产业扶持政策，包括对创新的扶持、对中小微企业的扶持。但是我也非常清楚地看到，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争论政府采购政策到底用不用、到底应当怎么用。也就是说，这条政策走到今天也没有在实践中得到落实。

基于此例还有不少，所以如果我们政府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政策的研究制定上、放在政策的落实上，要比我们由政府去选择具体的技术的意义要大得多，它的价值也要大得多。

二是平台建设。我在科技部工作期间，科技部就曾经启动了一个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动议。要发展科技、推动创新，就需要有更多的公共资源，包括这些公共资源能够得到更多更充分的运用。但是过去我们一方面是科技公共资源不足，另一方面就是公共资源的封闭，我们不能够使这些公共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共享。

我到基层工作五年，我更深刻地感受到这一条政策或者是这个行动的价值和重要性。几年期间我们构建了一系列公共服务平台，围绕科技和创新的，比如我们建了产学研基地，建了大学科技园，我们引进了中科院计算所、中科院深圳技术先进研究院，包括我现在供职的华大基因，我们还引进了山东省科学院，我们建立了资本中心、创客中心、创业大厦等等，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是在围绕创新、提供政府应当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我们也由此收获了很多很多，比如现在我们在济宁已经有了IT业、IT服务业集聚的态势，济宁已经集聚了美国惠普、甲骨文、深圳中兴通讯、北京的大唐电信、曙光，还有中国软件外包的顶级企业文思海辉等等，100家IT企业齐聚济宁，我不能说这种齐聚跟我们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是它肯定是这些企业集聚济宁的重要基础。

三是金融创新。我们知道美国的硅谷之所以能够成为硅谷，以色列能够成为一个创业的国度，很大程度上是科技金融支持的结果。有人说硅谷的成功不仅仅是在于技术创新，更在于金融创新、风险投资的成功，以色列的情况也是如此。我在地方的工作中，我感觉到现有的金融服务远远不能满足企业的创新需求，甚至于对企业的创新需求存在着很多的壁垒、很多的障碍。相反地，当我们能够做一些新的金融服务探索，能够形成更多金融衍生工具的时候，我们看到创新的源泉在不断地奔涌。

我到济宁工作的时候，我们没有一支创投，到我离开的时候已经有几十支创投落户济宁，VC、PE现在都已经具备了。我们看到有很多创新型的企业能够通过这些途径实现低成本的融资、股权融资，还可以从一开始就通过自身股权新的架构跟更广的资本市场完成对接。我相信科技创新、技术创新一定需要把我们的技术和更多外部的要素对接起来，包括资本，这是我简单地谈我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理解。

第三，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这个问题曾经也是一个争论问题。在制定中长期规划研究时，我们曾经为此展开过太多争论，即使到今天我仍然能够在很多场合听到不同的声音。但是当今天我自己到地方工作，然后又来到企业的时候，我深深地体会到企业的确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我们确立这样一种认识，实际上不是为了争论是非曲直，而是要真正地围绕这个观点建立我们新的工作体系、管理体系、知识体系。

比如说我在济宁工作期间，看到一家“如意科技”企业，原来是做纺织的企业。当我五年前第一次到济宁工作，我到这个企业访问的时候就感到非常惊讶，因为这个企业是中国纺织行业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企业，当时他们谈到了他们的技术要点和前景，我就认为它足以让我刮目相看。所以当时我提出一个判断，如果让我在济宁选择一个企业可以成为国际性企业，我愿意选择“如意科技”企业。同时我又跟他们谈到了，这个技术的价值不在于它能获奖，而在于它能不能跟如意之外其他的生产要素完成对接，能不能尽快把这样一个技术资产化、资本化甚至是证券化。

当时我提出来一个观点，因为它的产业规模只有70亿，而且是经过30年的成长有70亿。当时我提出一个目标，五年内达到500亿！当时这个董事长没有吭气，后来他告诉我当天晚上召集董事会开会研究我提出来的这个目标如意究竟能不能实现。当时所有的董事会成员都不认同，因为他们经过30年的努力刚刚实现70亿，怎么可能在未来五年达到500亿，他们认为我提出来的目标完全是天方夜谭。但是到今年“如意科技”企业将肯定突破500个亿，这个过程中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利用自己独步天下的嵌入式的如意坊技术完成了与资本市场的对接，包括引进了日本、韩国的一些投资大鳄，完成了一系列的投资并购，完成了全产业链的布局，实实在在地成为了国际性企业。

而这样一种活动一定是在企业层面上完成的。我提出这个观点是因为这里头有一个故事，其实这个技术原理并不是如意的，是由湖北某学院的一个教授提出来的原理，“嵌入式如意工作坊”，他提出来将近20年始终停留在原理阶段。10前“如意科技” 开始了产学研研究的过程，整整八年，期间经历了无数次的试验和失败，也投入了多达数亿的研发经费，终于在设备、工艺上实现了突破，这只有在企业层面上能够完成。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我现在供职的华大基因。大家知道华大基因此前是中科院的一个机构，华大基因现在的核心成员过去也都是体制内的。1990年，5个发达国家启动了人类基金组计划，那是一个国际大科学工程，当时几位中科院的科学家以一己之力在没有得到国家和相关机构任何支持的情况下，几乎是以一己之力代表中国拿到了1%的测序任务，使中国成为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成员之一。

此后经过了多年的努力，经过了很多的波折甚至是挫折，到2007年，这个团队全部离开中科院，摆脱这个体制来到深圳。七年后的今天，华大基因已经成为全球基因测序最大的公司，每天全球产生的生物基因数据有将近50%是在华大产生的。我们的成员、华大的职员已经接近了5000人，我们已经在健康、卫生、医药、农业、环境等领域展开了产业化的布局，有些领域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最近我参与了华大基因的一次产业化的工作，就是谷子小米的相关推广工作。在参与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我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启发，跟我刚才提到的如意科技几乎如出一辙。目前我们华大基因做的谷子的品种，其实并不是华大基因自身育出来的，当然，我们马上就可以在现在这个谷子的基础上，通过分子生物学来提供第二代产品了，是并购了安阳农科院的一个团队、一项技术来完成这个推广过程。

在此之前这个成果早就已经获奖了，但是它仅仅停留在试验阶段，仅仅停留在示范阶段。到我们接手的时候，它不过就是区区几百亩这样一个规模。

而当华大基因介入这样一个工作后，仅仅在过去一年的时间，我们就把它的推广面积拓展到20万亩，这是过去这个研究团队、这个研究机构根本无法想象的局面。我们怎么实现它？并购完了以后，我们要完成一系列的技术集成，我们要跟很多地方政府去完成对接，这个技术集成包括了无人机的播种、无人机的除草，我们还有机械化收割，还有烘干，还有后面的加工，这一系列的技术都在一年之内通过华大这个平台完成了整合。

我讲一个观点，不是我们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以他的体制、以他的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我相信当一个技术真正地转变为生产力、转变为价值时，企业的作用、企业的核心作用一定是不可或缺的。

作者系 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国家基因库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