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国人大代表

1. 罗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山大学校长）：创新驱动，大学要在“三个输出”上发力

大学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源头之一，是培养创新人才的重镇，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学在服务创新驱动上有三重作用：引育、聚集和培养创新人才，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加强科研成果转化。目前，国家对大学的期望值在不断提高，大学要在“三个输出”上发力：输出一大批高水平的创新人才，输出具有原创知识产权的科学技术，输出对产业行业发展具有广泛作用的新型研发机构。

要充分释放大学在创新驱动发展上的动力，还需不断完善政策和制度环境。这其中，加快成果转化与高端人才培养至关重要。

中国高校的科研成果多以论文等为表现形式，可直接转化的成果仍较少。大学一方面要加强应用研究，更迅速地将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另一方面，我们希望在创新人才培养上先行先试，开展学位授予点、研究生培养等改革；特别是高水平大学，在确保培养质量的前提下，适当自行设置一些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学校迫切需要布局的学位授予点，并根据社会需求和学校规划，适度增加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招生规模，以便更好地开展科研创新。

创新驱动发展，重应用，更要重基础。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到202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5％，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这“2.5%”的“蛋糕”，应该如何切？

基础研究、前沿探索是一个国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关键。近年来，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不断增长。在中国做基础研究的环境已经比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都要好。一位真正优秀的科学家想在这里做事情，其实并不差钱。但基础研究经费占整个科研经费的比例却在相对下降：跟整个经济总量比，基础研究投入的总量还是不够。这一比例上升越多，我们创新的源头才会越强，也才更符合基础研究的探索性和长期性。

但事实上，如此庞大的投资往往不能立竿见影。当世界各国都在加大对创新资源的争夺时，重大突破性乃至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我们等得及吗？

要想真正生长出原创性的重大成果，要有“坐得住”的定力，更要有“有耐性”的评价体系。对待基础研究要分类支持：对自由探索类，如数学和一些纯理论研究领域，要允许一部分科学家成为孤独的思考者和科学世界里的自由探索者，给予长期稳定的支持，使他们能够潜心学术研究；对重大战略类，如‘引力波’研究和重大前沿基础研究等，需要科学家们协同攻关和探索，对这类研究要给予高强度的支持。

2. 谢和平（中国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学校长）：尽快调整专业设置

建设一流学科和一流专业，要有平台、有人才、有投入、有保障。一方面，实施学科人才和高端创新团队引育计划非常重要，这是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最基本、最核心的要素；另一方面，目前国内高校现有的一些专业，基本上还是沿用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的思路设置的，有的已经跟不上现在社会发展的形势和需要。建议尽快梳理、调整专业设置，使其更加适应未来学科发展需要，更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3. 欧成中（民建天津市委主委）：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潜能

科技竞争实质是人才博弈。建设创新型国家首要任务就是培育环境，用好人才，关键之举是改革阻碍科技人员发挥潜能的体制和机制。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破解高层次人才、创新型人才、新兴学科及产业人才、应用型人才、跨学科复合型人才“五少”问题。在评价机制上，改变重发表论文、承担项目数量，轻实际能力、社会贡献的评价导向，完善人才分类评价、考核、晋升办法，把科学精神、科学道德、经济贡献、社会效益等纳入考评范围。在激励机制上，尊重科技工作者创造性劳动的价值，科研项目经费中允许科研人员提取适当报酬，推动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建立和完善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加快制定鼓励企业允许专利技术等要素参与分配的配套政策规定。在转化机制上，明确科技成果的使用、处置、收益权限，使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作价入股、享受分红，落实企事业单位奖励职务发明人、成果转化人等举措。同时，修订政府采购、招投标法，为自主创新、国内替代国外的新技术、新产品走入市场提供通畅渠道。在流动机制上，鼓励科技工作者创办企业，赋予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一定的用人自主权，吸引国际创新人才。在保护机制上，应在我国东部发达的省市率先普遍成立知识产权专业法院，施行行政、民事、刑事“三合一”案件审理模式，试行知识产权案件异地审理方式。

4. 黄云（重庆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建立人才评价体系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应重在人才一流、思想一流、理论一流、学术一流和技术一流，其建设成果应对全球发展具有引领作用。当前推动“双一流”建设，最重要的还是要建立优秀人才培养标准，探索出一条全新的、科学的且不同于以往的人才评价体系，不仅要与国际主动接轨，而且要适合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特点。这是一项系统工程，要长远规划、统筹实施。

5. 郑强（贵州大学校长）：重视学科创新建设和人才培养，将为贵州脱贫攻坚发挥更大作用

西部地区常住人口约占全国27%，“211”高校、“985”高校分别仅为全国的21%和18%，本科院校不足全国四分之一。中央应从财政支持和人才培养两方面，对西部进行教育扶贫，加强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建设。推动西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首先要对该地区教育进行脱贫扶持。

二、全国政协委员

1. 闵维方（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继承传统办出特色

要增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世界一流大学是决定性因素之一。企业创新必须依靠一流大学培养的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必须以世界一流大学的高水平基础研究为支撑。因此，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大战略举措之一。我们必须以学科建设与教师培养为核心，根据学校自身的历史传统和优势，因地制宜，彰显个性，办出特色。

2. 刘吉臻（华北电力大学校长）：建立学科评估分级制

中国大学学科评估的方式不宜照搬美国模式，更不能以美国标准对中国大学进行量化评价。建议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学科评价方式，把学科评估从排名制改为分级制。这有利于学科长远规划、整体建设，避免大学急功近利、片面追求排名；也有利于全面审视我国不同学科的发展水平及与国际同类学科的差距。通过重点建设，实现我国一批学科尽早进入世界一流学科行列的目标。

3. 张凤宝（天津大学教务处处长）：以人才培养为己任

一流大学应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使命，将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统一于人才培养的实践中。一流大学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流的教师，以人才培养为己任，为了追求科学真理和技术创新而呕心沥血、百折不挠。一流大学要有自己的特色：或以高水平科学研究见长，产生对世界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突出的学术成果；或以高水平科技成果为特色，围绕国民经济的重大需求做文章，不断推动新产品、新技术诞生。

4. 冯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应优化人才资助机制

国家有关部门应尽快形成科学、统一的国家层面人才资助计划，严格学术考核，实现学术人才培养能力最大化。避免将人才资助计划作为评价标准，取消把有多少人入选人才计划、得到多少经费资助作为评估指标。另外，还要建设完善的人才评价、遴选和培养机制，在人才资助和引进时，应该向名气不大但正处于事业上升期、成果产出率高的年轻人倾斜。

5. 王光谦（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青海大学校长）：增加“万人计划岗位”加大对西部人才建设的支持

创新发展是靠人才的。没有高端的人才，就不可能有高水平的大学，也不可能做出创新发展的作用。人才不足是制约西部地区高校发展和人才培养的瓶颈。

改变“万人计划”只选人的方式，增加“万人计划岗位”。比如给西部高校300个岗位，评选出来的人就到西部来工作，岗位提供相当于万人计划的待遇。如高端人才享有每年20-30万的岗位津贴，博士毕业有10万的岗位津贴。通过这种方式，让西部能够吸引来人才。即使人才流动也不怕，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们岗位在，就不怕人才不来。

6. 刘晓庄（江西省政协副主席）：专业人才早退休是资源浪费

不管延迟退休最终将以何种面目出现，在制定过渡时期的政策时，务必考虑“区别对待，分类推进”，不搞“一刀切”。

延迟退休之所以会引起激烈争议，源自人们不同的利益诉求。要把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办好办实，就应既尊重大多数人的愿望，又保护好少数人的利益，以求得最大公约数。

例如，对于科研、教育、医卫等专业技术性强的且需要知识和经验积累的工作人员，过早地缩短其工作时间，无疑是社会资源的一种浪费。可结合个人的意愿和身体状况，以及社会的职业需要，一步到位地放宽延迟退休的年龄，或采取返聘留用等形式，让他们能够更久地施展才华。

7. 林绍彬（福州市第二医院副院长）：对女性优先实行弹性退休机制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目前女性已从繁重的家务中解放出来，职业劳动强度也下降了，男女受教育差距缩小，可以平等地参加各种社会事务，而且女性人均寿命超过男性，延长女性退休年龄时机已经成熟。优先建立女性弹性退休机制。

如今女性依然比男性早退休，不利于保护女性平等的劳动权和发展权，造成了女性人才的浪费和流失。此外，提前退休不仅影响女性工资级别还难以享受到长工龄带来的法定待遇。

延迟退休，不妨先提高女性退休年龄，与男性相同，不分男女、不分干部工人统一为60岁。

在法定退休年龄内，也可以实行弹性退休制。照顾艰苦特殊工种，根据不同工种类别，制定不同的提早退休的最低服务年限。

（根据新华社、人民网等相关报道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