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转型的战略，包含着生产方式、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等，其表面是经济发展方式变化，实质是社会生产力要素的结构转型，把青年人才开发置于经济新常态发展战略中对青年人才素质、现状和开发方式进行审视，提高青年人才开发的有效性。

一、 经济新常态发展战略视域下青年人才的3重维度

人才素质和能力的内核是创新，而按照人才开发的周期规律，青年人才处于人才成长的高峰期，因此创新特质在青年人才开发中体现出叠加效应。在经济新常态发展战略中，青年人才的素质体现出3重维度。

（一）青年人才知识结构优化 

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产业结构的变化是青年知识结构发展的动力。这在于人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它在生产力结构要素中居于主导地位。因此，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必然呈现在人的劳动方式中，而人的劳动方式发展程度制约产业结构变化的效果和速度。纵观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每一次产业结构变化伴随着人的劳动方式的发展，因此，当我国经济生产方式由粗放式发展向集约式发展、由外生式发展向内生式发展转型之时，人的劳动方式从简单重复劳动向复杂创新劳动转型，劳动素质和人才结构随之发生转型。一方面，社会产业结构规约就业结构，从而推动就业群体的素质和能力诉求发生变化。配第-克拉克定律认为，当第一产业产值占经济社会的总产值比重下降，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经济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上升，3个产业之间的就业比重将呈现出正相关性。这种产业结构引发的就业方式变化将推动青年人才的知识结构进行调整，以适应就业素质和生产方式变化。另一方面，人才素质知识结构优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技术和知识是核心，它与人相结合从而提高劳动效能和生产效率。因此，在经济新常态发展战略中，产业结构升级要求青年人才知识结构向对称性与动态性发展。对称性指的是三大产业结构的平衡发展引发的知识结构的对称性，理工科人才需要人文素养，而人文社会科学人才需要理性逻辑思维。一般而言，符合产业升级需要的理想知识结构模式是蜘蛛网型，即宽口径厚基础，是“博”与“专”的双向结合，学科的广度和专业的深度融合。另一方面，第二、三产业的升级需要更高层次的研发型人才与技术性人才，青年人才的知识结构要随之调整，从一般性知识结构向创新性知识结构、从单一知识结构向复合性知识结构转变。互联网+便是典型个案，其表面上是“互联网+各个传统行业”，其实质是蕴涵产业创新、跨界融合、开放性的经济发展方式，成为经济发展增效升级的动力。这一过程要求人才在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上具有创新、跨界、开放等特点。

（二）青年人才创新能力聚焦

中国经济新常态发展战略聚焦于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而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其关键是依靠科技创新。从大数据到互联网+再到新硬件时代，其实质是创新驱动。根据产业创新微笑曲线原理,产业链中的上游的产品设计研发和下游的零售服务是附加值最高的,处于中间环节的产品制造附加值最低，而创新能使设计研发和零售服务的附加值呈几何增长，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叠加拉动效应。以美国再生能源如风能、太阳能等为例，这些新型绿色能源对美国2007年经济做出200亿美元贡献，其中，风能工业增长45%，太阳能工业增加314兆发电量，比2006年提高125%。由此可以看出，创新驱动要求青年人才聚焦于研发创新与应用创新，创客和极客便是这种创新能力和创新理念的典型表达。同时，以创新为核心的科技孵化器成为青年创新人才聚焦地，美国硅谷是创新技术的全球聚集地，2007年“生命科学”的创业投资91亿美元，创业公司862家，占全美创业投资的31%。我国江苏的自主创新示范区，聚集近2万家高新技术企业，总收入达到2.5万亿元，中国中关村创业大街上的“新咖啡馆”成为青年人才创业的孵化器，通过咖啡模式实现技术合作、创意交流、团队和投资人的组合。据统计，中关村有246家上市公司，天使投资人占全国的60%，2014年的天使投资案例占全国案例总数的52.8%.

（三）青年人才强化竞争合作与风险意识

经济新常态发展战略推动产业的优化升级，促使三大产业及其内部行业分工向日益细化的趋势发展，从而扩展与加深产业间、行业间的竞争与合作的广度与深度。而竞争与合作的目标统一指向共赢，这在于根据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单个产业、行业利益最大化并不与整体经济成效最大化等同，而双方合作会带来彼此利益的增值，最终双方会选择“纳什均衡”，寻求共赢以趋向于利益最优。而这一过程存在部分“新矛盾”“新问题”以及“一些潜在的风险”。因此，青年人才作为引领经济经常态的重要人才支撑，其竞争合作与风险意识的强化成为经济新常态发展逻辑的必然要求。竞争合作是指“在市场中不是只有竞争或者只有合作,不是合作与竞争交替出现,而是竞争与合作同时存在。”这需要个体在竞争与合作并存的过程中谋求共赢的观念，“互联网+”模式便鲜明的体现出竞争与合作相统一的协同创新意识。另一方面，风险意识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风险性对青年人才素质的诉求。风险是由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迅速变化和交往的密切所引发的客观现象，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把现代社会描述为“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日益增多，各种社会要素都处于可能的危险和不安全中，如贫穷的风险、生态的风险、文明的风险等，例如，由一国的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化的金融危机便是这种风险的典型表现。因此，青年人才需要具备抗风险意识和能力，能够认识各种风险的性质，保持“平常心态”，并及时判断和处理风险，防止风险恶化。

二、经济新常态发展战略视域下青年人才开发面临的挑战

在经济新常态发展战略中，青年人才开发主要面临结构性矛盾和创新能力不足，与经济发展的结构优化和动力转化形成差距。

（一）青年人才结构性矛盾凸显

青年人才结构性矛盾主要体现在产业发展与青年人才的层次和类型之间的差异，无法从量和质上为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升级优化提供创新人才支持。

1.产业结构升级与青年人才培养层次之间的矛盾

经济新常态使产业发展表现为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3个维度，这要求劳动力供给要素的内涵从简单重复性劳动能力向复杂、创新性劳动能力，其表现为支撑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人口红利”逐渐消逝，而进入“刘易斯转折点”。这推动青年人才培养层次转向“高、精、尖”，而目前我国高层次的青年人才的数量难以满足产业升级的需要。一是高层次人才培养基数较低。虽然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08年已达到17%，但与发达国家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与之相比，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05年美国83%，新西兰、瑞典82%，丹麦80%，冰岛71%，澳大利亚72%。二是培养高层次青年人才“塔尖”较窄。从高层次青年学生分析，中国在高层次的青年人才培养方面仍需加强，以中美为例比较，2001年美国中国博士学位授位总数占世界规模比例分别为41%和12%。从高层次青年教师分析，青年人才从总量和层次上需要提高。例如，2012年全国高校专职教师正高级总数为161472，其中30岁及以下年龄段人数为125，所占比重为0.07%；31～35岁年龄段的人数为1307，所占比重为0.8%；36～40岁的年龄段的人数为9037，所占比重为5.6%；41～45年龄段的人数为29947，所占比重为18.5%。其中正高级青年教师总数为40416，占正高级专职教师总人数的比重约为25%。

2.产业结构优化与青年人才培养类型之间的矛盾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大量资源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从效率低的第一产业转移到效率高的第二产业，这是我国经济保持7%～8%增长的主要动力。但在经济新常态发展战略中，需要逐步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转移，从而需要青年人才的培养类型进行调整，为产业结构优化提供人才支持。而产业结构优化与青年人才类型的矛盾成为我国经济新常态发展战略的困境，集中表现于第三产业人才需求与第三产业类型人才供给之间的矛盾。一方面，第三产业类型人才需求激增，需要大量护理、计算机编程、数控等现代工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技能型人才。例如，“国民经济信息化需要全国计算机应用专业人才每年将增加百万人左右，全国汽车维修行业每年需要新增进30万从业人员”。另一方面，学校教育在第三产业相关人才培养比重下降，影响第三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青年人才支持。例如，1999年中国普通高校在校生总数为5607200，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培养人数的比重为2.54:36.26:61.19；2014年中国普通高校在校生总数为13599500,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培养人数的比重为：1.91:44.33:53.75。

（二）青年人才的创新能力无法满足产业结构优化的需求

我国经济新常态发展战略的关键词是“新”，其实质是经济发展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人才的创新能力是实现这三大变化的核心要素，体现出从依赖物的投资向人的投资、从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式增长方式的转化。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创新力成为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竞争的瓶颈，根据经合组织对全球价值链（GVC）的研究，我国出口包含的国内增加值比例只有67%，而美国、德国和日本则分别为89%、85%和73%，这使我国产业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端或低端，成为发达国家产品的原材料加工厂。

1.青年人才研发创新能力不足

青年人才研发创新能力缺乏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从创新人才总体规模上看，总量和人均创新产出水平较低。以2006年的各国创新水平为例，《中国创新发展报告》表明中国每百万人本国发明专利拥有量为24.2件，为韩国（2006年）的1.3%，美国（2006年）的8.1%，中国每百万人PCT专利申请量为4.1件，为瑞士（2006年）的0.8%，美国（2006年）的2.3%，韩国（2006年）的2.8%。中国百万人口中研究员（采用OECD统计数据，其中，中国研究人员的统计口径为科学家和工程师）全时当量为1077人（2006年），为芬兰（2006年）的14.0%，韩国（2006年）25.9%。二是从青年人才创新的规模和成果偏低。例如，2011年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活动人员总数达457664人，其中青年人才（34岁之下）人数为110932，约占总人数的24%；对中国中关村与美国硅谷的青年人才的专利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中关村每年生产专利约3500项，硅谷每年生产专利8800项，约为中关村的2.5倍。

2.创新效力较低

创新效力指的是创新成果转化为产业活动的效率，这并不仅仅是为申请专利的数量为标准，更重要的是研究成果向现实的生产力的转化的程度。邓小平所强调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前提是科学技术与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资料等结合，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我国专利申请2014年居世界第一，但专利转化率却居世界中游。据统计，发达国家中R&D经费、成果转化经费和产业规模化经费的比例是1:10:100,而中国的该项比例是1:1.1:1.5。中国每年提供20000余项比较重大的科学技术成果和5000多项专利，但科学技术向生产转化比例仅为10～1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比例，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应用率不足30%。因此，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创新必须落实到创造新的增长点上，把创新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而我国青年人才在创造新的增长点和创新转化效力上成为短板。

一般而言，根据青年人才的成长周期，青年人才主要聚集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中，因此，需要形成产、学、研的一体化，使创新成果与产业相衔接，才能提高创新转化效力。中国青年人才创新效力较低主要表现在科研成果转化的数量和效益上，以美国硅谷和中国中关村科研成果转化对比为例，从科研成果转化数量上，硅谷每年科技发明成果有近万项,实现转化的有8000余项,比例高达80%以上,中关村每年科技发明成果只有4000～5000项,实现转化的仅数百项,比例还不20%。从科研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分析上，中关村2004年的GDP增加值是500亿元人民币,而硅谷1998年的GDP增加值就达到了2880亿美元,占美国全国的3%,相当于中国GDP总值的1/4,约为当年“中关村”的140倍。          

三、经济新常态发展战略视域下青年人才开发路径

青年人才开发需要将其置于经济新常态发展战略中，根据青年成长规律和周期探索青年人才开发方式。

（一）实施青年人才领航计划

青年人才开发需要依据最佳创新成果期的年龄梯度予以分层次培养。韦伯尔分布表明科学发现的最佳的年龄区为25～45岁，峰值年龄为37岁，而人才的成长周期为7～10年，以此可知，青年人才成长的最佳年龄段为27～30岁之间。青年人才开发主要聚焦于3个年龄阶段：27岁之前；27～30岁；30岁之后。因此，处于27～30岁年龄段且潜力较大的青年人才进行重点开发，为其提供脱颖而出的社会承认的平台。在这一过程中，需要通过不同形式的青年人才领航计划发现和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青年人才，例如，德国设立“青年教授席位”、建立青年科学院、实施埃米诺特计划和哈森贝格计划等实施青年科技人才开发。我国的青年拔尖人才计划就是旨在重点培养支持国内35周岁以下的优秀青年人才，为培养和选拔专业能力优秀、综合素质全面的学术技术带头人提供绿色通道，这一人才计划进入国家人才发展规划的12项重大人才工程之一。

（二）建设以青年人才创新效力为核心的产学研一体化平台

产学研一体化平台是提升青年人才创新效力的重要路径，这在于，产学研一体化的实质是创新动力与创新转化效率的结合。一是将产业发展需求转化为创新的动力，通过国家实施的重大高新技术研发计划、项目资助计划以及政府资助创办的各类高新技术研究中心，将科学研究、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相结合，提高青年人才创新效力。如南京工业大学承担陶瓷膜的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不仅市场占有量扩展到全国2/3以上，而且学术带头人成为中国工程院最年轻的院士。二是推动研发新成果转化为经济贡献率，在“研发向产业”转化中使青年人才创新效力得到最大发挥。例如，通过建设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博士后科技创新基地、科技企业孵化器、留学人员创业园区等创新载体为青年人才创新成果转化提供平台，由此引发“1+1>2”产业集群效应。“互联网+”战略就是旨在利用互联网平台把各行各业中的生产要素连接成扁平化的网络，由此为创新成果的自由流动和与生产要素的结合提供空间。

（三）以评价激励为导向拓展青年人才使用方式

青年人才使用主要聚焦评价和激励方式，以激发青年人才的创新动力。一是强化创新导向和效率导向，形成青年人才创新回报机制，完善知识、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实现形式。例如中关村、无锡区人才特区实施股权激励、签证简化、金融支持等，激发青年人才把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具体要素。二是建立青年人才创新资助模式。重点资助青年领军型人才、海外留学归国青年人才在重点技术领域、重点研究开发项目、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加大对创新型人才申请发明专利的资助力度，例如，青年“创客”根据市场的需要选择创业项目，把创新思维和成果直接转化在产业活动中，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该论文是重庆市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式研究”、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重庆市文化软实力的理论构建与实践研究”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重点项目“当代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的研究成果）

作者周琪：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安阳朝：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