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近20年前即1999年2月
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期间，一项具有开创意义的新形势下农村工作机制创新在南平发轫——市委市政府
决定派遣科技特派员（简称“科特派”），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直接应用于农业生产实践：从农民群众最需要的科技服务入手，与农民群众结成利益共同体，为农民提供包括示范、培训、咨询在内的科技服务，在生产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个以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为依托、以“科特派”和产业带头人为主体、以大量乡土人士和广大农民群众为基础，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宝塔型”新型科技服务网络，繁荣了农村经济，带动了农民增收，促进了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2002年10月，科技部开始在一些省域进行
“科特派”试点以及制度化工作；2016年“科特派”制度上升为国家制度。目前，全国已有84.56万“科特派”长期活跃在农村基层和农业第一线。

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科特派”已成为创新驱动乡村振兴发展的先锋队。

我国“科特派”制度创新实践中，还有着与联合国扶贫处合作的一段往事：

2006年9月，科技部与联合国扶贫处合作的“科特派”项目在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启动，联合国扶贫处提供200万美金，科技部配备40万美金，用于我国15个省的30个县“科特派”工作现场示范与考察交流活动。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科技扶贫与科普处原处长
白启云向记者讲述了这段历史往事。白启云说，联合国
驻华代表在向联合国总部汇报时称：“同中国政府的合作，是最成功的”。后来联合国相关官员还曾向我国表示邀请中国“科特派”前往非洲指导的意愿。

既往近20年间，“科特派”制度创新实践中不乏可贵的鲜活探索经验，一批又一批“科特派”满怀深情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新时期，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中“科特派”的新使命是什么？为此我们倾听了如下专家学者的见解，他们是：国务院参事、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志仁，兰州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会长杜志雄，农业农村部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柯炳生，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李金祥，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建军。

一、“科特派”制度创新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先期探索
实践

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首次提出的七大战略之一。

今年8月，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王志刚在
《求是》杂志上发表题为《走创新驱动乡村振兴发展道路》的文章，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
出发、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的重大决策，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大战略选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新旗帜和总抓手。”王志刚说，“习近平总书记用‘七个之路’‘五个振兴’回答了乡村振兴发展的路径和重点，强调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
家园。”

王志刚在文章中强调，“乡村振兴，本质上是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世界经验表明，科技创新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根本动力。”

早在2002年8月，时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即在《求是》上发表题为《努力创新农村
工作机制》的署名文章，称南平市向农村选派干部即选派村党支部书记、科技特派员、乡镇流通助理的
工作，“是对创新农村工作机制的一种有益探索”。他还肯定这项工作“有效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科技素质，
切实将农业科技转化成了先进生产力”。

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李金祥、中国农业大学
教授李建军，在发表见解时分别引述了1979年度诺贝尔
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和美国农学家富兰
克林·H·金的观点：

西奥多·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农业增长的主要源泉”。舒尔茨在长期的农业经济研究中发现，促使美国农业产量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已不是土地、劳力或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是人的技能与知识的提高。

富兰克林·H·金，曾于1909年到中国和日本、朝鲜考察农业，而后写成《4000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书中提出“东亚3国农业生产的最大特点是，高效利用各种农业资源，甚至达到吝啬的程度，但唯一不惜投入的就是劳动力”。

近20年前开启的“科特派”制度化探索历程，可谓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先期创新实践。这一探索历程大致可划分前后两个10年。前一个10年，“科特派”科技服务以公益性为主；后一个10年即从2009年起，“科特派”从科技服务为主已发展至科技创业为主、科技服务为辅。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2002年，科技部开始将“科特派”行动制度化。从这一年的5月开始，科技部先后召开了“南平市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专题调研会”“西南地区科技特派员试点工作座谈会”“科技特派员试点工作现场交流会”，组织部分省（市、区）科技部门研究和学习南平经验。通过交流与沟通，科技部决定按照“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原则，率先在西北、西南地区开展试点。

有关“科特派”制度化的探索历程，科技部原副部长张来武曾在2013年5月出版的《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典型事例汇编》一书的序中这样表述：2002年，科技部在总结福建南平特技特派员实践经验基础上开展了科技特派员试点工作，期间，宁夏正在系统地开展农村科技创业行动，科技部、人事部总结了福建南平的科技特派员经验和宁夏的农村科技创业模式，出台了《关于开展科技特派员基层创业行动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此后科技特派员基层创业行动逐步展开，但大多数科技特派员停留在为农民进行公益性服务的层面。2009年，科技部等8部门又在认真总结宁夏等地方的科技特派员基层创业实践基础上，出台了《关于深入开展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行动的意见》，启动了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行动，并明确提出了双重任务，一是在农业产业发展上，鼓励科技特派员整合各类资源去创业，二是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化科技服务体系来支持创业，推动了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行动在全国深入地开展。

张来武特别指出，这项工作2012年、2013年连续两年写入中央1号文件，并在2013国务院落实中央1号文件措施分工中明确提出由科技部等9部门负责，这标志着农村科技创业工作已经上升到党中央、国务院
层面来推动。

张来武说，这期间，各地方涌现了一批创业和
服务典型。这些科技特派员是职业化农民的先驱，是现代农业的创业者。

据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提供的最新统计数据，全国科技特派员创业服务队伍已达84.56万人，实施
科技开发项目2.62万项，创办企业1.15万家，组建各种专业技术协会或经济合作组织1.57万家，创建创业基地8205家，聚集国家和省级创业产业链717条，形成科技特派团4294个、建立各类服务平台3.55万个，有力地促进了区域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壮大，为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了贡献。

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还总结了“科特派”农村科技创业行动工作经验，主要为：

1. 加强队伍培训，提高整体素质是做好科技特派员
工作的基础；2. 创新分配机制，激发工作热情是开展科技特派员工作的原动力； 3. 依托信息平台，实现科学管理是拓宽科技特派员工作的有效途径；4. 整合多种资源，形成集聚效应是发挥科技特派员作用的有力举措；5. 结合地方特色，实施差异发展是实现科技特派员工作全面覆盖的有效探索；6. 总结创业经验，
加强宣传交流是开展科技特派员工作的重要环节。

二、“科特派”农村科技创业行动多元化模式与优秀
典型代表

1. “科特派”科研创新源头在“南繁”

14年前的2004年3月，新中国第一代海归、吉林农大南繁基地育种领军陈学求病逝在他坚守30多年的
科研岗位，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做出批示:“向陈学求同志学习。农业科研‘一线’需要大批优秀的科研人员。”

位于北纬18 度的牛岭，是一座呈东西走向的天然屏障，它将我国海南岛一分为二切割成南北两个不同的气候带：北面属于亚热带；而南面三亚、乐东和陵水3市县则是典型的热带，这里有“天然大温室”和“绿色基因库”之称。利用热带冬季温暖的气候环境育种、繁种和制种，可将其传统的周期时间缩短至少一半，故此，人们将此创举称为“南繁”。

这一年3 月的最后一天，本刊记者受当时供职
媒体派遣来到“南繁”采访陈学求先进事迹，此时这位培育出多种高粱和玉米新品种的农业科学家已化为一座精神与力量的丰碑；此刻与陈学求同为第一代“南繁人”的“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
袁隆平，刚刚获得世界最高成就奖“沃尔夫农学奖”。
次日，记者在南繁基地找到刚刚获得这项大奖的
袁隆平。袁隆平这样估价“南繁”的价值：作物从播种到收获为一个世代，通常8个世代才能出一个优良品种，周期是8 年。海南岛最南端的3个县市是祖国的宝地，设在这里的“南繁”可加速育种周期，至少缩短一半时间，加之人工气候的营造，培育一个新品种有时只需3 年。袁隆平说，搞农业科研虽然辛苦，但苦中有乐、有奔头，光明就在前头；尤其是每当研究出新品种，心中的快乐难以用语言形容。他还引用马克思的话说，“只有不畏艰险的人，才有可能到达光辉的
顶点。”

时任国家“南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梁安琼告诉记者，第一代“南繁人”中不乏顶尖的农业
科学家：“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甜瓜大王”
吴明珠，“玉米大王” 李登海，“棉花大王”陈正华、
赵国忠等，陈学求是他们之中的一个。梁安琼强调，1959-2004年，全国来此育种的科研人员累计达30万人。他说，“南繁人”为13 亿中国人温饱和我国粮食安全做贡献，这同“两弹一星”提升我国国威具有同等
重要意义。

2.“科特派”农村科技创业行动多元化模式

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大创举，各地的“科特派”农村科技创业行动一般都进行了包括组织管理创新、政策保障创新、运行模式创新、激励机制创新、服务方式创新等方面探索。

譬如在组织管理创新方面，一般均建有省
“科特派”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成员由省委组织部、省科技厅及相关单位组成；省委、省政府成立“科特派”工作领导小组，“科特派”工作列入省委、省政府对各市、县（市、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责任制考核主要内容；组织管理创新延伸至市、县（市、区），上下联动、齐抓共管。

再如政策保障创新方面，一般均以科技项目为载体和抓手，省、市财政和大部分县（市、区）设立“科特派”基层创业专项资金，大力支持“科特派”实施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项目，深入基层第一线开展科技服务。

由于有了组织管理创新和政策保障创新，各地“科特派”农村科技创业行动在创新实践中逐渐呈现多元化模式。

● 浙江：构建现代农业产业技术创新体系

被联合国列为科技扶贫试点省的浙江省，践行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倡导并由省委省政府决定实施的一项科技助推解决“三农”瓶颈问题、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举措，于2003年3月开始启动“科特派”制度试点，并于2005年全面推广并不断深化
完善。

浙江省的“科特派”农村科技创业行动以特色优势产业为主线，整合科技资源，构建从生产到消费各个环节紧密衔接的现代农业产业技术创新体系；探索特别是涉农高校和科研院所与龙头企业共同服务区域优势产业的新机制——将源头创新的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行业或区域农业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中心）、企业科技研发中心与农业科技企业、农业科技园区和科技示范基地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针对派驻地农村产业发展特色和农民实际需求，以培育发展企业、组建专业协会、创建示范基地和扶持种养大户为重点，抓点带面，将先进技术推广辐射到广大
农户，在探索中形成了4种科技服务模式：“科特派”＋企业＋农户；“科特派”＋协会＋农户；“科特派”＋示范基地＋农户；“科特派”＋种养大户＋
农户”。

● 宁夏：以创新创业为主要特征

宁夏地处经济发展欠发达地区，在“科特派”
农村科技创业行动中，立足当地实际，形成了以政府引导与市场推动相结合，科技创业与产业发展双挂钩，以创新创业为主要特征的宁夏模式：“科特派”+农户，“科特派”+企业+农户，“科特派”+基地+农户，“科特派”+协会+基地+农户，以及法人“科特派”、复合型“科特派”，以及由政府部门组建创业基地，通过资金支持等优惠政策吸引大学生到园区创业的集体创业型大学生“科特派”等。

宁夏推动“科特派”创新创业的主要做法是：强调运用含金量高的新技术打造创业核心竞争力，构建一种将技术、服务、资金、知识等先进生产要素植入农村社会的良性运行机制；采用捆绑项目的方式，整体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整合涉农星火计划、科技金融、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等诸多项目，要求“科特派”带着项目干，做给农民看，既解决科技人员创业中“单打独斗”难成气候问题，同时也提高了项目利用率、有效带动了社会资金投入农业产业，使科技创业发挥出巨大效应。

● 辽宁：实施“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新型农民
培育工程

辽宁在“科特派”农村科技创业行动中，实施科技特派团、科技特派组、科技特派员和农民技术员培养“四位一体”工作模式，其中新型农民培育工程成效显著——不仅把科技人员派下去，还把农民请上来，为他们讲授现代农业技术、现代经营理念，并且传递致富创业信息，然后再由这些农民把科技资源带到农村第一线，有效解决了当地农民科学素质普遍偏低，承接新技术、发展现代农业动力和能力严重不足问题，使农民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成为现代农业的实践者、农村基层创业的主力军。

● 新疆：“科特派”领办创办企业以科技促创业
带就业

2009年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特派”农村科技创业行动的重点，由科技创业、科技服务并举，向科技创新创业方向发展。

自治区通过“科特派”创业项目、创业链项目与贷款贴息政策，扶持壮大了一批“科特派”领办创办的实体。由13名“科特派”参与建成的新疆精河枸杞种质资源汇集中心万亩综合枸杞科技示范区，按照“公司+农户+基地”模式，形成了以收购枸杞鲜果精深加工为主的专业性枸杞产业园区，年加工转化枸杞鲜果3.2万吨、实现产值2.6亿元以上，新增就业岗位1500个。墨玉县巧妇地毯制造农民专业合作社在6名乡土“科特派”带动下，创新地毯图案和工艺，创出“巧妇”地毯品牌，销往中亚各国。

自治区还联合共青团部门共同开展农村青年“科特派”创业服务。

● 内蒙古：多元化科技服务提升创业内涵

内蒙古自治区不断丰富“科特派”农村科技创业行动内涵，较为典型的模式有：

技术、资金、经营一体化模式。“科特派”以市场化运作形式，外联市场和客商，内联农户和基地，与基地、客商和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科特派”为农户引进订单并组织农户生产，进行产前培训、产中管理指导、产后市场销售“一条龙”服务。国家优秀“科特派”关慧明成立慧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组织农民成立专业合作社、成立“科特派”创业联合会，与宁夏、山西、内蒙、河北等地30多个蔬菜基地建立网络化服务体系，与国内外十几家加工销售企业建立销售网络，发展喜凉蔬菜基地十几万亩。

“科特派”+龙头企业+农户创业模式。以“科特派”创建龙头企业、完善产业链接机制为突破口，延伸农产品销售的空间和时间，为农民和农业生产提供系列服务，并通过其自身经济活动引导农业生产。

此外还有“科特派”+园区（基地）+农户创业模式，“科特派”+协会+农户创业模式，扶持新兴复合型乡土人才创业模式，扶持待业大中专学生创业
模式。

● 重庆：探索“科特派”+创业+扶贫“造血式”扶贫新机制

2012年以来，重庆市通过选派“科特派”一帮一支持农民创业，探索“科特派”+创业+扶贫“造血式”
扶贫新机制。2014年，该市“科特派”累计引进推广新技术1393项、新品种1402个，培训农民82.6万人次，带动就业9.9万人，培育企业、专业合作社725个，年新增利润4.62亿元，促进了服务区域农民收入的增加。

该市还选派“科特派”连通科技“最后一公里”——以科技为切入点，将科技、资本、管理等新生产要素植入农村，为重庆的大库区、大山区、大农村，特别是“两翼”欠发达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找到一个新突破口，有力推动了重庆五大功能区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进程。

3.“科特派”优秀典型代表

● 南平首批“科特派”郑承根

习近平总书记1999年初在福建省担任省委副书记期间，首批252名来自南平市县两级涉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科特派”被派往田间地头。南平市农业学校教师郑承根，被派往福建“北大门”——位于闽浙赣3省交界处的浦城县。

浦城县自古为中原入闽第一关，是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县。传统的农业生产使得农民收入比较低，城郊的农户基本先后去踏黄包车或做小生意，大片良田半种半荒。郑承根组织农户搭建蔬菜大棚，传授覆盖地膜等实用技术，示范户周得才种植5.3亩大棚菜，年收入13万元!许多踏黄包车或做小生意的农户听说老家种菜挣钱可观，第二年便都回来种菜。

2001年，郑承根出任建阳“科特派”，他自己出资从广昌引进江西省广昌莲科所与中科院遗传所合作开展的国家高科技项目太空莲系列品种，比建阳当地白莲亩产高2-3倍。当太空莲36号迅速辐射整个闽北后，该品种为莲农年增收上亿元。

● 浙江首批“科特派”俞旭平

2003年4月24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到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调研，从村支书那里得知这里“缺技术、缺人才”，当天，浙江省中药研究所（后改制为浙江省中药研究所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俞旭平，就被告知准备去当科技特派员。

俞旭平来到集库区、老区和边区为一体的山乡——淳安县枫树岭镇，一干就是15年。根据当地山地较多的特点，俞旭平决定将发展重点放到既是常用药材又是天然黄红色素提取原料的栀子上。 

2005年3月22日，再次来到枫树岭镇下姜村的
习近平，与俞旭平一起走在种植中药材的田间。得知这里每户农民通过药材种植年收入4000多元后，习近平说：“做得好！你有功啊！”

种植栀子的山场美丽如画，枫树岭镇成了杭州市闻名的风情小镇；昔日的贫瘠乡镇，如今已是闻名遐迩的浙江省“中药之乡”。

● “太行山上新愚公”李保国

2016年4月10日，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保国，因心脏病突发猝然离世，年仅58岁。习近平总书记对李保国先进事迹做出重要批示：李保国同志堪称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

20多年前的1996年8月，河北省中南部发生特大洪水灾害，冲毁内丘县岗底村农民200多亩“保命田”，山场果树遭受了很大损失。此后不久，李保国将铺盖卷搬到了这里，此后35年如一日扎根太行山区。

针对太行山片麻岩山地“旱薄蚀”的特点，李保国以聚集径流、聚集土壤为中心，研究开发出机械整地、修筑隔坡沟状梯田、集雨蓄水保水节水、防洪减灾、培肥土壤等关键技术，形成了坡面整治、植物群落配置、蓄排灌一体化的山地景观生态建设技术，确立了能抵御旱涝自然灾害、持续稳定生产的山区综合治理基础工程技术体系，使一亩荒山可形成4分良田，产值高于一亩普通耕地，且推广了200万亩以上，大幅度提高了太行山区的森林覆盖率，促进了山区脱贫致富。

李保国主持研发的以“富岗”苹果品牌为代表的“无公害苹果栽培配套技术”，其生产工序128道，实现了优质无公害苹果生产标准化。他还培育了邢台县16处山区开发先进典型，使山村面貌发生巨变。

● “新型职业农民”武子生

黄河中游西段的陕西省佳县，每逢金秋10月，犹如红玛瑙般的红枣漫山遍野飘香。千百年来，耐旱的枣树被陕北人视为“保命树”和“铁杆庄稼”。“只要树上有枣就饿不死人”，这是当地百姓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年近6旬的“科特派”、武家峁村党支部书记
武子生，自18岁起就担任村干部。武家峁村紧邻黄河沿岸，过去是佳县有名的贫困村，武子生带领村民大栽枣树，实现全村1600多亩耕地面积枣林全覆盖，在全县率先脱贫并实现了小康目标。

武子生名声大振始于2013年一场虫灾。那年初春，枣叶刚刚萌芽，武子生率先发现当地一种新的病虫——绿盲椿，这种病虫对枣树伤害极大。武子生将防治方法挨家挨户手把手地教给了农户。入秋后，全县多地因病虫害肆虐，红枣大面积减产，而武子生指导的武家峁村及周边村的红枣却“风景独好”，丰产丰收。

武子生还通过各种渠道学习，掌握了被命名为“强力降高塑形”技术，降低了劳动强度，便于管理，还减少了生产成本。2016年该技术成果被陕西省科技厅列为“陕西省科学技术成果”。

早在2007年，武子生就带头成立了佳县千年枣园枣业合作社。2015年秋，合作社有10%的红枣是通过电商平台和微信平台销售的。

● 为边远贫困山区研发先进适用技术的姚建民
团队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姚建民及其团队，近年来研发可完全生物降解渗水地膜配方及工艺技术、山地杂粮播种机械、秸杆资源生态化利用与保水用水旱作技术，先后在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河北、辽宁等省区示范，累计推广面积300多万亩，亩均增收300元以上，打造出一大批高产优质品牌扶贫基地。

渗水地膜旱作高产技术，是一项多学科、高集成创新成果，是助力产业脱贫的重要技术支撑，涵盖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工艺，不仅可实现良种良法配套，还可形成农机与农艺的有效结合，且铺膜播种一次完成。经大面积试验示范表明，应用渗水地膜技术可更高效利用小雨资源，其旱地粮食作物比普通地膜覆盖增产30%以上，比无覆盖增产50%〜100%，从而创造出了旱地玉米吨粮田和旱地谷子千斤田。

三、“科特派”新时代新探索新征程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相当于开启我国第二次
农村改革。”国务院参事、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志仁认为，40年前，安徽小岗村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40年后，随着党的十九大召开和今年中央1号文件出台，中国农村再次迎来历史性
发展机遇。

有关新时代“科特派”新使命，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李金祥这样概括：新技术要求“科特派”作为成果转化的传播者，新农村要求“科特派”作为乡村振兴的创业者，新时代要求“科特派”作为城乡协同的践行者。

● 防止“逆库兹涅茨现象”，“科特派”应参与
乡镇经济顶层规划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会长杜志雄，曾任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他指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一定要遵循经济学基本规律。

针对我国目前农业劳动力转移不稳定，且40岁以上劳动力倒流回农村现象越来越明显情况，他提出要防止“逆库兹涅茨现象”，即资源从生产率较高部门向更低部门转移，从而导致生产率下降。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史密斯·库兹列兹，20世纪30年代曾运用生命周期模式分析产业发展问题，提出产业动力学领域生命周期模型，成为创新研究领域生命周期概念A-U模型理论来源。

杜志雄认为，振兴乡村需实现人才双向流动而非人为地将农民从城镇拉回，因而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把农村变为创新发展的一方热土。

党的十九大召开与今年中央1号文件发布之后，
刘志仁先后两度前往福建、山西等8省区实地调研。在刘志仁看来，人才、土地、资金、产业汇聚并实现良性循环，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原则，而人才是这一基本原则的重中之重。他说，确保农村人才已成当务之急。近20年来，我国农村人才流失从未停止，呈愈演愈烈之势。在调研中他深感农民工中涌现出许多农村发展所需优秀人才，尤其是“进不了城又不想回乡”的新生代农民工。他提出政府若以一定的优惠政策吸引他们返乡，有利于挖掘地方发展潜力，推动农村现代化建设。

刘志仁还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沿在乡镇，而乡镇的经济发展要选好支柱产业，由此“科特派”参与乡镇经济顶层规划十分必要。

● 抢占现代农业科技制高点，“科特派”需瞄准
前沿并探索国际合作新模式

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提供的有关材料显示，
下一步“科特派”行动将着力开展农业重大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研究，在农业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先进制造技术等方面取得一批重大自主创新成果，抢占现代农业科技制高点；还将加强国际合作，力推“科特派”“走出去”，创新国际农业科技合作新机制和新模式。

● 农村合作组织是连接城乡桥梁，“科特派”要
助力其内涵外延创新

“小农户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农业长期面临的问题，要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关键在于由企业牵头成立新型合作组织，带领小农户对接现代农业。”农业农村部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柯炳生呼吁：创新组织模式解决小生产之痛。他认为“科特派”可助力其内涵外延创新。

在柯炳生看来，让小农户对接大市场，有两条主要出路：一是内涵发展之路，即采用先进技术和设施，从事高附加值产品生产；二是外延发展之路，即通过各种不同的生产组织方式，实现区域生产规模化，这就是组织模式创新。其中最主要的形式，就是新型合作组织。例如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等，其本质是土地、资本、管理等结合。他强调，一定要由企业牵头去组织经营，形成区域专业化，才能解决小农户和大市场的矛盾。

刘志仁也呼吁“将强化农民组织建设置于重要议事日程”。他说，日本一位长期专门研究中国农业农村问题的专家坦言，如果中国在农民组织建设方面有所建树，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将大大加快。

● 新型职业农民是农业振兴最主要主体，“科特派”需尽引领培训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把小农户纳入到农业现代化当中来，要与农业现代化相衔接。研究表明，家庭农场不仅仅是一个生产主体，同时还是农业服务的主体。往往家庭农场所拥有的机械生产能力大于自身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把过剩的生产能力向周边的小农户释放，为他们提供服务。小农户纳入到大农业里，核心在于服务，家庭农场就有这样的功能。”

杜志雄在作上述表述后指出，农业农村部对全国3000户左右家庭农场监测分析显示，家庭农场在农民合作社组建运营、发展订单农业，带动小规模农户改进生产技术、降低成本等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由此他认为，乡村要振兴重在产业振兴，产业要振兴重在农业振兴，农业振兴重在生产者的振兴，因而需高度关注家庭农场在经营主体中的地位。

柯炳生则特别强调，新型职业农民是农业振兴最主要主体，“科特派”需尽引领培训责任。

● 加速中国农业现代化，“科特派”尤需提升农业伦理学素养

兰州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多年执著地致力于农业伦理学研究。他认为，我国食物安全问题、农业结构问题、“三农”问题、城乡二元结构问题，都需要从伦理学视角透视、分析及论证。他说，农业伦理学就是探讨自然生态系统在人类农业化过程中发生的伦理关系的认知，而农业伦理学的使命，就是在保持生态系统健康前提下收获农产品，在满足社会需求过程中给以伦理关怀与指导。由此，“科特派”尤需提升农业伦理学素养。

任继周感慨“搞育种的不管耕作，管耕作的不管收获，缺乏系统的伦理关怀让我国农业遇到了很大挑战。”他认为，农业伦理学系由“时、地、度、法”
4要素构成，即重时宜、明地利、行有度、法自然。他说这一思想可能是基于客观视野的农业伦理需求。他曾设问：我国国土中耕地面积仅占12.7%，草地面积约40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41%，是耕地面积的3倍多。如果把草地也像耕地那样管起来、增加产能，那么我国将收获多少食物？为此，任继周提出“食物当量”概念，即粮、果、菜、牧草、饲料等折合成一个标准。“按食物当量计算，草地农业系统比这个耕地农业系统多得多。”由此他强调，“传统耕地应实行草田轮作，这不但能保证粮食产量不下降，还能成倍增加牧草等饲用作物，培肥地力，减少面源污染。”

任继周及其团队曾在黄土高原进行草田轮作试验，结果显示，粮食单产增加60%，肥料用量减少1/3，水用量大约节约17%，而整体经济效益大约增加
1倍。

在一系列试验基础上，任继周强调，耕地农业变为草地农业是大势所趋，结构改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食物安全问题。同样的土地和水资源，如果生产牧草，可收获能量比谷物多3-5倍，蛋白质比谷物多4-8倍，既能使口粮和饲料供应有余，还能保证民众的膳食结构。

任继周告诉记者，24位院士曾提出 “关于推进现代
农业综合体建设与示范的建议”，其中含有扩大社会
伦理学容量的必要素材，而这个“现代农业综合体”
几乎就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缩影。

● 聚高素质人才于乡村广阔天地，公职人员可返乡工作5年（58—63岁年龄段）

李金祥建议根据乡村振兴战略对高端人才的亟需，逐步建立健全国家相关公职人员（58—63岁年龄段）返乡工作5年的政策措施。他认为相关公职人员主要包括党政干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非基础研究专家学者、教师、医生、国企干部等。但是，返乡工作人士的胜任条件要经专业机构进行评估。

李金祥认为，这一政策的可行性、可操作性，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首先，有利于探索延长退休年限新模式。振兴
乡村，可先行先试，鼓励年满58岁上述人士返乡创新创业，到年满63岁时再办理正式退休手续，并视其5年表现决定是否提升一级职务、职称或工资等待遇。其次，有利于切实增加乡村人力资本投入。据测算，该群体每年约退休40万人（目前我国每年公职人员退休73万人），5年下来，将形成固定的200万高素质人才在广阔的乡村天地。再次，国家公职人员有责任、有义务、有历史担当，应投身乡村振兴历史洪流建功
立业。

与此同时，李金祥还建议农业院校研究生调增1年农村实践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