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创新型
国家，要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充分尊重和信任科研人员，赋予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更大的
人财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决策权。”“改革完善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机制，优化归国留学人员和
外籍人才服务。把面向市场需求和弘扬人文精神
结合起来，善聚善用各类人才”。人才的培养与
支持、评价与激励、流动与配置、创新文化环境
培育等问题成为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之一，本刊就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国科学报》、“中国政协网”“中国人大网”等刊登的部分代表委员的观点建议进行了摘选编发。

一、关于人才培养与支持

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

复旦大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正朝着办好人民满意的大学、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根本目标奋进。我们瞄准“一流育人效果、一流学术水平、一流社会贡献”目标，探索在最前沿的学科、学术领域进行开拓，积极为人才培养、科技和学术进步、经济社会发展等作出突出贡献。

写好“双一流”建设的奋进之笔，2019年是关键之年。改革开拓、创新发展应成为我们的灵魂。我们将持续推进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课堂教学的全过程。我们将不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施“2+X”本科人才培养改革，为学生提供高质量、多选择、内涵丰富的学习发展机会；将全面推进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加强高尖精缺高层次人才培养；还将紧紧围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创中心的国家战略要求，打造张江复旦国际创新中心，在生命健康、信息技术及其交叉领域构建科研高地。（来源：中国人大网）

全国政协委员、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院士：

过去一年我和我的同事一起在全力以赴创办西湖大学，这是一所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大学，目标是“世界一流”。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底气？原因非常简单，西湖大学的诞生和发展是建立在中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土壤上，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的必然产物。仅仅过去2年，西湖大学就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6000多份申请，择优聘用了近百位世界级科学家，其中80%以上是我们中国自己培养并输送出去的优秀学子。

中国科学技术已取得长足进步，但依然存在差距。国内科研机构对于原创性的研究还不能完全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还需要进一步发展才行。尖端、核心的技术是买不来的，必须也只能靠我们自己去获得，因此需要培养更多、更优秀的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科技人才。（来源：中国政协网）

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校长邱勇：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这是党和国家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新要求。走内涵式发展道路，要知止而行。内涵式发展是相对于外延式发展而言的，更注重内在品质和潜力挖掘。大学要抑制做大的冲动，知止，就是不追求一般意义上的规模扩大和数量增加；要做到“心中有数”，聚焦自己应该做的事，把应该做的事做好；要回归育人初心，聚焦人才培养质量而不是只关注学生数量；要聚焦师资水平而不是只关注教师队伍规模；学科发展要聚焦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是什么热就做什么；论文发表要突出学术意义和实际贡献，而不是越多越好。

走内涵式发展道路，要葆有静气。大学需要一种静气，校园需要一种宁静的氛围。大学要远离世俗利益的诱惑，驱除急功近利的障蔽，将精力和资源集中到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上。教师要静下心来，把教书育人当作自己的首要职责，用心灵去影响心灵，使学生“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教师要潜心学术研究，有“板凳甘坐十年冷”的精神，做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事。学生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潜心笃学，在宁静中超越自我、升华人生，在砥砺中获得真知、增长才干。

走内涵式发展道路，要提升文化品位。大学的文化品位由学校的历史传统、人文精神、共同的价值观等塑造，体现了一所学校的文化底蕴。一流大学应该有一流的文化品位。要继承弘扬自身的优秀文化传统，及时总结凝练教育理念和办学经验，努力吸收时代精神，增强文化自信，提升价值追求层次，使大学文化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中发挥育人作用。要加强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加快构建现代大学治理体系，推进文化研究、文化教育、文化实践、文化传播等工作，持续提升学校文化品质，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高等教育面临着重大的机遇和挑战。大学要有定力，要坚定不移地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在继承中弘扬文化传统，在变革中坚守核心价值，不断创新自身的发展模式，不断提升办学品位和办学质量，不负先贤、不负时代。（来源：中国人大网）

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校长曹雪涛院士：

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并掌握核心技术的国际化领军人才和团队，特别是储备一批能参与国际科技竞争、攀登未来科技制高点的人才，对提升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尤为重要。在人才培养中，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随着科研人员出国留学进修规模不断扩大，出现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建议应以国家为主导，在美英等国的一流大学及研究机构成立高端国际科技合作中心，打造人才培养与技术储备高地。我们需要有目的、有方向地构建科技人才培养体系。这样才能集合多方“高精尖”人才，建立人才联合培养体系，为下一代创新奠定基础。国家还应以多种形式为国际联合研究中心提供经费支持；建立海外高新技术合作发展咨询委员会，规划发展方向；以互惠双赢的发展模式，持续推进双方合作。（来源：中国科学报）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校长郝芳院士：

随着高校“双一流”建设的深入推进，高校内部学科、学位点、专业建设衔接不紧密、相互脱节的问题日益凸显，高校应该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构建学科、学位点、专业三位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机制，推进本科生进科研团队、进实验室，实现本硕博一体化培养，实现科教融合，把一流学科优势转化为一流人才培养优势。（来源：中国
人大网）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农业大学校长张改平院士：

人才培养、教学科研具有基础性、长期性的特点，需要力戒形式主义，为其打造符合发展特性的良好环境。当前，高校人才培养、教学科研还存在急于求成的现象，检查评比、考核评估过多过滥，一线教师和科研人员花费大量精力填表格、报数据、写总结、搞论证。花在应对形式主义的精力多了，从事本职本岗的精力就少了；花在纸上、表格上的时间多了，站在讲台、进实验室的时间就少了。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教学科研也是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职责。抓好高校根本使命、重要职责的落实需要力戒形式主义。（来源：中国人大网）

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长白春礼：

总体上看，在信息通信、高端装备、工业基础材料、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关键领域和关键产业，我国存在明显的短板。这些短板是我们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必须迈过的一道坎。

中科院作为科技国家队，主动请缨，从去年开始，新启动了计算系统、网络安全等先导科技专项，要求项目责任人立“军令状”，明确了“三不”原则，即不申报奖励、不调动工作、不从事其他项目工作，希望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早日攻关成功。目前这几个项目已经取得重要进展，相信经过一段时期努力，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加速提升，能够有效解决关键核心技术的“瓶颈”制约。

补齐所有短板不可能一蹴而就，还离不开大力度的持续投入、良好的科技知识和人才积累等因素。关键核心技术能否突破，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的基础研究水平。只有多一些从0到1的原始创新，我们才有更强的能力去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来源：中国人大网）

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窦贤康院士：

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厚植基础十分重要。厚植基础需要加强对基础科学领域的投入。我认为，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出现“卡脖子”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基础科学研究薄弱。需要我们针对基础研究的薄弱环节，给予重点基础学科更多倾斜，持续加大投入，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制定基础科学领域科研政策，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布局基础研究。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充分尊重和信任科研人员，赋予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决策权。我相信通过实施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自主权和课题选择权等举措，能引导科研人员静下心来做研究，从而营造良好的科研生态。

厚植基础需要着力培养面向未来的高素质人才。补齐我国在基础研究领域的短板，要坚持从教育抓起。对于“双一流”建设高校来说，要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积极推进按大类培养，拓展学生知识的深度与广度；要面向海内外持续加大高水平师资的引进和培育力度，让最优秀的老师培养最优秀的学生。与此同时，要加强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之间的有效连接，高考改革要发挥好导向作用，更加重视数理教育，让学生从中学到大学实现厚基础的贯通式
培养。

厚植基础需要打造一批重大科研基础设施。湖北是科教大省，具有雄厚的教育和人才优势，武汉作为承载中部崛起的重要支点和长江经济带的核心城市，有很好的科研基础和实力，目前已建有脉冲强磁场、精密重力测量、武汉生物安全（P4）实验室等3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武汉大学正在大力推进“武汉光源”建设。希望国家在重大科研基础设施的战略布局中，重点向中部地区倾斜，支持武汉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创建国家实验室等，建设这些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对于会聚世界一流科学家、突破一批重大科学难题和前沿科技瓶颈、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来源：中国人大网）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

数字经济将逐渐由主要消费者导向向生产者导向转移，产生这一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需要用数字经济给企业赋能。超级计算机的发展使处理数据的能力更强，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分析数据的能力更强，这些进步都使数字技术可以更好地为企业赋能。这一变化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需要更多数字经济人才，因为生产者应用往往是专用的，每一个场景要设计一个应用，这就需要更多的人来做这样的事。另一方面，这样的人才既需要非常熟悉技术，也需要对企业的管理非常了解。目前这样的人才还是相对短缺的，院校的经济管理专业在这方面应该做更大的努力，培养出更多既懂技术、又懂得企业管理的人才，企业家也要增强数字战略管理能力，为产业升级作出更大的贡献。（来源：中国政协网）

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大学校长李清泉：

建设世界一流湾区需要一流人才和一流创新成果，而一流人才和一流创新成果自然需要一流大学群来作支撑。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发布，我们也在思考要积极地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中去。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做以下几个具体的工作。一是调整专业设置，使人才培养的类型能够符合湾区对高端人才的需求。比如，深圳大学现在就进行了很多专业调整。另外，学校还调整了科学研究的方向，使其能够更好地和湾区重点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对接，让老师更多地参与到企业科技创新活动中去。这样就能够让大学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主动融入、主动作为，服务于国家战略。二是我们要参与到“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的科技创新走廊建设中来。目前，我们希望有机会能够参与到“深港创新圈”建设，充分利用两地的政策优势，构建开放型融合发展的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三是促进粤港澳学生的交流。我认为单纯依赖夏令营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可以利用特区的区位优势扩大和提高学生交流的规模和层次。比如说我们可以制订大湾区文化交流计划、大湾区大学生交流计划等，引进更多港澳学生到深圳来短期学习。另外，我们也希望吸引更多的港澳青年直接到深圳就读，通过这样一些措施加强港澳学生和内地学生的交流，这样对年轻人的成长乃至湾区的发展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四是探索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我们需要探索一条符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历史文化背景的现代大学制度。借助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颁布，国家可以赋予特区高校更多的政策支持，鼓励学校在招生、学科建设、博士招生指标等方面率先进行尝试，构建学校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新机制。（来源：新华社）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施大宁：

面对新技术革命，以人工智能、物联网为代表的新科技时代的到来，也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未来的人才培养模式必须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动态调整的、紧跟世界前沿的技术发展的、开放的培养模式。

目前我国的人才模式还是在遵循目标达成式原则。即根据培养计划制定方案，设置专业和课程，经过社会实践，一步步走来，最终形成“产品”——学生，再将“产品”投向市场。过去学校培养什么类型的人才，企业就用什么人才。但是这种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科技革命的要求，必须进行流程改造。应该由新兴企业和市场来决定需要什么类型的人才，然后再确定培养方案，而且教学内容也应该由技术发展方向来决定。

当今世界，知识体系更新快、技术发展快，将来从学校走出的人才，必须经过社会实践或者创新创业教育。对于未来合格人才的标准，在学校里接受到最新的科学技术训练后，还要有创新的思维，这样的人才到企业之后，不是像过去一样单纯地服务于这个企业，而是要在某一个点上引领企业的创新发展。

将来的毕业生或许会打破过去本科、硕士、博士这一体系的壁垒，甚至没有毕业就去工作，之后再回来学习，拿到学位。目前斯坦福大学的开环计划即是如此，学制灵活开放，完全颠覆了传统大学的培养理念。这也值得我们学习。（来源：中国电子报）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理工大学校长袁亮：

科研是让人发现问题，让人更好地去理解知识，育人则是为学生答疑解惑，传播真知识和正能量，教学相长是一种良性循环。在高校人才培养方面，建议以市场为导向，高校应及时调整专业结构，加强校企合作，缩短人才产学差距，促进企业用工需求与院校人才培养形成无缝衔接。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应该是百花齐放，不是其中一小部分高校的任务，建议国家在中西部高校的教育投资上要有所倾斜，加大支持力度。同时，建议尽快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的科技、人才、成果、文章评价体系，不要“唯论文”导向，我对中国的学术、科研、创新环境还是充满信心的。（来源：安徽网）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微电子所副所长周玉梅：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广纳天下英才，对于集成电路芯片产业更是如此。没有一流人才，是做不出一流产业的。当前，从国内情况看，我国集成电路芯片领域人才面临着3个突出问题：人才总量供给不足，知识结构不完备，人才的质量与企业需求有不小的差距。我建议：一是从学科设置上，要设立集成电路一级学科，适应集成电路产业知识融合的特点。二是打造产教结合实践基地和实训平台，在学校、企业之间，搭建若干能让学生动手试验、实习的基地，加快人才培养步伐。（来源：中国政协网）

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刘晓庄：

“谁来种地、谁会种地”是乡村振兴进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其核心是要解决好人的问题，以工匠精神培养大批擅长某项农业技术的“专家”，已刻不容缓。

建议以农企和院校为主体，建立政府、社会与企业、院校等相结合的多元化培训体系，制定长期有效的培训计划，拓宽新型职业农民来源，鼓励农民、大学生、社会青年等多层次人员主动参与。同时发挥“田教授、土博士、水秀才”作用，“实训”与“实用”相结合，提供技术、市场和政策等信息，避免教学与实践脱节，从多方面提升培训的质量和效果。

打铁的不织棉布，炼铜的不铸锡壶。新型职业农民应以农业生产市场化、生产活动农场化、企业管理科学化为指向，由“通才式”逐渐转向“专业型”，实现科技、机耕、管理等各行皆备、各司其职，进而产生各种类型的农业行家里手。（来源：中国政协网）

全国政协委员、西昌学院院长贺盛瑜：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是中央重点支持的“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之一，虽然近年来凉山的脱贫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但当地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薄弱、思想观念落后、社会问题突出，使得当地脱贫形势复杂，脱贫任务艰巨。

凉山人口超过521万，但只有一所本科院校和两所高职院校，教育的落后是凉山最大的落后。高等教育水平上不去，各种专业技术人才量少、质弱，整个地区人才引进压力大，流失严重，无法满足凉山经济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产业急需的人才和基层治理的人才都比较匮乏，制约了凉山的发展，不利于当地脱贫奔小康。建议把凉山州的高等教育纳入脱贫攻坚的帮扶体系，全面提升凉山高等、高职教育水平。（来源：中国政协网）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常兆华：

我国在鼓励科学家自由探索方面支持力度不够，难以开展“失败率高但突破性强”的研究。此外，前沿生物医学研究对科学家的综合素质要求极高，目前我国复合型高质量人才培育机构和机制尚不完备。我们要尽快弥补我国在健康医学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机构战略性布局方面存在的重大短板。

建议借鉴世界各国的做法和经验，尽快设立一个由国务院某部委统一直接领导的“中国卫生研究院(China Institutes of Health，CIH)”。通过“CIH”平台制定并实施生物医学领域的人才培养的中长期战略，制定相关规则并指导医学院校按国家统一标准和规范大量培养真正意义上能与国际学历学位制度接轨的医学博士(MD)，从而填补我国在这方面的空白；在全球范围内吸纳有志于毕生从事医学研究的顶尖人才，尤其是吸纳医生和来自各种学术背景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为他们创造可以长期从事某项变革性研究的环境和提供稳定的经费支持，并在实际工作中大量培养具有医学博士和工学博士双学位背景的高端复合人才，弥补我国此类人才的重大缺失；鼓励并实际提供经费，支持优秀的医生从事脱产或半脱产的科研活动以及在研究院平台系统内的人才自由流动；通过这种开放式和“以人为本”的人才培养体系，源源不断地为各大学、研究机构、学术性医院和企业输送一流人才。

以“CIH”为依托平台，在“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制度之外，独立设置“医学院”院士制度，促进我国在医疗健康科学领域的人才集聚和科技进展。（来源：中国政协网）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苏华：

大力发展服务当地优势特色产业的现代职业教育，各地可根据自身支柱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需求，规划建设一批职业教育示范特色专业及实训基地，重点支持一批特色优势专业，培养大批农业技能型人才。同时，鼓励和引导行业企业与贫困地区职业院校开展校企合作，不断完善“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院校主体”的“四轮驱动”合作育人机制，引导行业、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更好服务乡村振兴。（来源：中国人大网）

全国政协委员、国网安徽宿州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室带电作业班副班长许启金：

建议着力打造培养高技能人才高地，助力国家高质量创新发展。我国高技能人才数量匮乏，和职业技能培训教育重视不够息息相关。一些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缺乏自主培养人才的能力，也不愿意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投入人力、物力，职工学技能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而一些职业院校教学硬件和师资力量跟不上，培养出的学员与企业需求脱节。希望国家从政策上给予企业、院校以及校企合作更多扶持。如设立人才培养成果奖，通过大力开展劳动竞赛，培养和选拔高技能人才，促进专业人才向高、精、尖方向发展。同时，监管部门落实监督责任制，依法治企，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建立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督促相关政策真正落实到企业，让职工感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怀和温暖，激发他们干事创业的热情。（来源：中国政协网）

全国人大代表、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新强：

湖北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同时集中了大量科研教育机构和人才，如何使这两大资源有机结合起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建议，首先“产业派”“学院派”要将独善其身的思维转变为体系思维。企业要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和人才链；对于高校来说，“顶天”与“立地”缺一不可。其次，联合培养产业发展所需人才，促进产学研结合。针对高层次人才，批准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博士后工作站，明确学校、企业合作机制。针对稀缺性人才，企业、学校可以考虑在相关专业开设联合办学班。（来源：中国
人大网）

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

格力电器一直关注掌握核心科技的重要性。掌握核心技术，首先要敢于投入研发，其次是着眼于自主培养人才，第三是在研发的过程中，不断围绕消费者生活品质的需求做产品开发。

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应解决2个问题，一是拥有创造新技术的能力，二是人才。格力研发团队约有13000人，都是我们自主培养的人才，其中有超过1000名是国家级技术人才，享受国家津贴。最开始他们都是普通大学生，格力电器愿意拿资金、花时间、搭建平台去培养他们，最终取得今天的成绩。

作为制造业行业的企业家，应该是承担更大的责任，不要遇到困难就退缩，或者要求政府帮忙解决，更多是要敢于自己去破解，我觉得最大的成功者是挑战了自己。（来源：新华网）

二、关于人才评价与激励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院士：

本土青年人才待遇不如海归人才，这一现象对本土优秀人才造成一定伤害，所有的人才评价政策应该一视同仁，无论是本土人才还是海外人才，对其评价不应论出身，而应看人才的实际能力水平和成果、贡献。（来源：新华日报）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钟志华院士：

关于科研人员薪酬的问题，目前科研人员没有实行年薪制，在科研中的个人付出和贡献在薪酬中不能充分体现，相关回报与其贡献不匹配或不到位，现阶段主要通过大力度成果奖励来进行补充。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科研经费的管理可以逐步理顺，充分考虑到科研的人力成本，成果奖励也将随之进一步完善。（来源：人民网）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周忠和院士：

科技评价体系对创新型国家的构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科技创新要保持定力，克服浮躁思想。政府要克服计划经济的管理思想，进一步放权，赋予用人单位、学术部门更多的自主权，要大幅减少目前存在的由政府部门主导的评估、评比、奖励。同时还要加强科学技术教育培养，不仅要提升中小学科学教育质量，在成人阶段也要重视科学素质的提高以及科学精神的弘扬，这也是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一个基础。（来源：人民政协网）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武向平院士：

今天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瞬息巨变的时代，要想让我们的学者和科研工作者沉得住气，甘愿坐“冷板凳”，就必须去创造一些适度的环境和条件。

首先要解决的是科研支持问题。这里涉及的不仅仅是科研经费的投入问题，更是科研经费的分配使用问题。在我看来，科研经费的投入与使用应采取项目制投入和人才制投入2种不同的模式。项目制投入适用于应用型科研技术领域，可以达成明确的经济与社会投入产出考核，人才制投入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基础领域和自然科学基础领域，用年度科研进展报告考核和中长期科研成果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做好考核和人才评价。

其次是科研评价的问题。关于清理“四唯”的行动是正确的，论文、职称、学历、奖项只代表某些方面的成绩，实际工作中，品德和能力等更加重要。更进一步，我认为还要清理科研评价中的“唯名”问题，真正把院士、人才工程、首席专家等“唯名”论的人才荣誉回归到荣誉地位，不要让这些荣誉影响了科研项目竞争、科研奖励评价、科研人才遴选、科研职称评定等相关工作，真正做到用学术道德贡献、代表性科研成果、社会经济科技发展贡献等作为科研评价标准，让科研人才人归其位。

近年来，中国自然科学各个领域论文发表数量、总被引用篇次和高被引论文的数量接连不断屡创新高。但是，这其中大部分高被引论文却都是在海外科技期刊上发表的，鲜有在国内科技期刊上刊载。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2点：一是与国外知名科技期刊相比，国内大部分科技期刊无论从质量方面还是影响力方面确实还存在很大差距；二是由于目前国内科研评价体系导向存在一些偏颇，使得大家对SCI收录期刊过度膜拜。但无论哪种原因，背后隐藏的一个重要病灶都是我们的科研人员缺乏文化自信。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的论文，是在《科学通报》上发表的。而当时《科学通报》并没有进入到SCI，但其学术成果还是为国际学术界所看到和承认。由此可见，同行评价还是主要以工作本身的贡献来衡量的，真正好的科研成果是不会被轻易埋没的。（来源：中国政协网）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校长郝芳院士：

人才是第一资源、改革是第一动力。高校还须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来激发人才创新活力。2019年教育部将实施“教育评价改革攻坚行动”，把评价改革作为龙头。高校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应坚决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统筹推进岗位聘任、职称评审、考核评价和薪酬分配制度改革，通过压力和动力两个杠杆充分调动各类人员追求卓越、奋发有为的积极性、创造性。（来源：中国人大网）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钢研科技集团副总工程师李卫院士：

科技创新是促进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科技型企业作为从研发到生产转化的关键一环，却普遍存在技术成果转化率不高的问题，很多技术成果由于不能及时与市场需求实现对接，或缺乏灵活的市场开拓和营销手段，从而束之高阁。因此，要激发企业科技人员和管理层的积极性，承认技术、管理和市场营销各方价值，实现科技成果与生产、管理、市场营销等商品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和有益转化。建议建立成果转化容错机制，完善混合所有制政策，细化成果转化奖励办法。（来源：人民日报）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包信和：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释放全社会创新创业创造动能”，这非常重要、非常及时。我认为，只有搭上改革开放的“顺风车”，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为创新人才松绑，替初创企业减负，才能释放更大创造活力。要简化束缚科研人员的繁文缛节，还要助力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加快支持企业发展的政策落地见效。我国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已经极大激发了市场活力。今后，还应进一步从解决体制机制问题入手，向改革要动力，为创新增活力，为创业添热情。（来源：人民日报）

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

评估评价体系作为一个指挥棒，会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师生在原始创新和技术创新方面的作为。原始创新、技术创新的周期很长，不确定性很大，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同时也有一定的容忍度，不能用简单的文章、专利来简单的评价。

建议对不同人才进行分类评价，特别是在专业评价方面，一定要利用借鉴专业的眼光、专业的视野和专业人员去评价；“帽子工程”“四唯”问题的出现，是忽略了其所在领域的知识的核心价值观。

一个好的评价机制，应该既能起到督促作用，又能够使科研人员心情愉快地、有足够自由空间地进行科学和学术活动。（来源：中国青年网）

全国政协委员、东北大学校长赵继：

高校中比较看重的“杰青”“长江学者”等头衔大多是从基础研究视角“考量”的，这本无可厚非，但对于那些以应用研究和技术创新研究作为优势的科研人员来说，考量的就不够全面。人才分类评价机制的落实关键点在于基层单位落实政策要与自身定位、发展方向和目标，以及外界对大学（研究机构）整体的评价取向相契合，也要与政府导向、资源配置和社会舆论相一致。

建议要从体系上整体落实分类评价的导向，为大学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政策和舆论环境。不能一边提倡人才分类评价，另一边又按照单一标准对高校进行评价，这两种不同价值导向的并行，会在发力方向形成夹角，使得政策落实的合力减小。（来源：人民政协网）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杜玉波：

高校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主战场。我国高校的科技创新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相比，还存在不小差距。与世界一流高校相比，顶尖人才和团队比较缺乏，创新人才支撑不足，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的激励机制还不健全；对基础研究在技术研发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学科固化且划分过细，学科布局的综合性和交叉性不够；高校科研力量自成体系、各自为战，高校之间、高校和科研院所、企业之间，缺乏有效协同联动；科研评价体系不合理，过度依赖或不当使用学术评价成果，大同行评议难以客观公正等。这些都是制约高校提升服务国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的瓶颈
问题。

提升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通过高校内部人才、学科、科研的协同以及高校与科研院所、企业和政府等的协同。为此，建议进一步研究破解政策制度障碍，围绕国家急需的战略性问题、尖端领域的前瞻性问题，探索高校协同创新的有效模式，开展跨学校、跨学科、跨领域、跨国界的协同创新，优化研究资源配置，服务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需求。完善科研成果、知识产权等归属及利益分配机制，调动各方共同参与攻关的积极性。

在科技评价上，建议加快推进分类评价，基础研究领域以同行学术评价为主，引入国际同行评价；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领域重在市场评价，由用户、市场和专家等相关第三方评价。探索实行代表性成果评价，突出评价成果质量、原创价值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贡献，避免唯论文、唯专利、唯项目等片面量化评价，鼓励科研人员“十年磨一剑”，树立把研究做到极致的工匠精神，真正担当起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时代重任。（来源：光明日报）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黄震：

本土培养的青年人才具有“扎根祖国大地”的天然优势，海归青年人才具有良好国际视野，他们都是高校师资队伍不可或缺的组成。从高校人才队伍建设实际看，如何推进海归人才和本土培养青年人才共同发展已成为当前阶段的重要任务。建议高校青年教师队伍建设必需从“重引轻育”向“引育并重”转变。其次，国家相关管理部门加强政策引导，在各类人才计划实施的申报条件上，不能搞唯出身论，要摘掉“海龟”“土鳖”的标签，做到“英雄不问出处”，以水平、能力和贡献作为衡量人才唯一指标，使之成为共识。为海归和本土培养各类人才搭建开放、公平的竞争舞台，实施同台竞技，按“绩”取“酬”。建立并完善以能力与贡献为导向的人才分类评价指标体系。第三，加强国家人才计划顶层设计，在引育并举上双向发力。（来源：人民政协网）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

建议从国家层面改进人才使用和评价机制。第一,要取消人才招聘中单纯的身份优先条款,加强同行评议在人才引进中的作用。在人才引进、招聘制度中,弱化地域和国籍的限制性条款,取消单纯的海归人才优先、有海外工作经历优先等条款；加强人才选聘中学术同行评议的比重,注重考察人员的学术贡献度、创新潜力、发展前景、学术志向等。人才引进的评审环节应减少行政干预,加强“小同行”评审力度。第二,建议建立尊重人才成长特点和学术活动规律的评价体系。第三,应当发挥海归人才在学术建制中的作用,促进本土人才与海归人才的相互融合。第四，建议破除干部管理的制度壁垒,加大行政领导人员聘用制改革力度,让有管理能力和服务意识的海归人才在合适的管理岗位上任职。

此外,海归人才还可以引进国外先进的科研管理办法和人才队伍建设方式,改善学术风气,搭建交流平台,盘活学术资源。要完善现行的各级各类人才计划项目,让海归人才与本土人才同生共长。（来源：文汇报）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周健民：

当前创新人才科技评价体系，不能用一把尺子来衡量，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评价体系，各科研院所要坚持个性化、多元化管理。

建议按科研规律，对不同领域、不同科研性质的单位和个人实行分类评价，避免只以人才头衔、论文、专利、项目经费数量这些表观的指标作为评价标准；对从事基础研究的要放宽评价周期，去除争取经费多少的指标，重在理论的创新和创新潜力及未来影响，对技术应用要突出技术引领作用和应用效益；对基础研究应以国际同行评价为主，对应用研究，应以市场评价为主，彻底改变我国科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现象。（来源：人民政协网）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物理研究所所长王玉鹏：

随着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我国对科学事业越来越重视，尤其是对基础研究重视程度不断提升，科研经费也大幅提高。经费很重要，但科学的评价体系更为重要。评价是一种指挥棒，如果评价结果带来的影响过于强调利益，就会扰乱科学精神，甚至会扰乱科学生态，基础研究领域更是如此。

要从源头上切断“四唯”，应该削减一些细小的不必要的奖励和评价。科技奖励和评价要“少而精”，应该做一些开放性的评价，尤其在基础研究领域。比如国际同行评价制，这个是世界上都采纳的，评价不用太频繁，对科研机构的评价５年一次，评价因素更多关注同一领域国际排行。科技奖项要有精品意识，更注重引导人才潜心研究的示范作用。（来源：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

全国政协委员、同济大学副校长顾祥林：

这些年我国在基础研发的投入不断增加，但总体来说，在对前瞻性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上力度还有待提高。建议在参照科技发达国家，逐年提升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强度和占比的同时，应逐步提升保障性经费的投入比重，采用竞争性投入和保障性投入并重的投入方式。应将基础研究保障性投入经费重点用于提高基础研究人员的福利待遇和满足从事自由探索性基础研究人员的必要的研究经费需求，如论文发表、知识产权事务费、学术交流、必要的实验条件等费用。另一方面，应进一步加大“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的试点范围，鼓励高校按国家需求凝炼基础研究方向，推进前沿科学中心建设，促进我国前瞻性基础研究。（来源：文汇报）

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师范大学校长刘仲奎：

目前人才计划主管部门各异，评选层级不同，种类繁多、涉及面广，因而评选范围存在交叉重叠，不利于青年人才的成长和学术科研生态环境的优化。随着“帽子”的越来越多，一些科研人员对各类头衔看得越来越重，部分学者只注重功利而忽视了对学术本身的追求。

建议由组织部门统筹各类人才计划的实施。各类人才计划的设立应统一实行归口管理，分类评定，避免政出多门和重复支持，也不得以入选其他人才计划作为前置条件。建议建立人才计划管理信息系统，建立全国统一的人才计划申报平台。回归人才计划的学术性、荣誉性，避免将人才计划的入选数量作为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的考核指标。（来源：人民政协网）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市市长蓝绍敏：

南京市去年制定出台了一个南京市高层次人才举荐办法，要求通过举荐委员举荐和举荐委员会票决的方式，选拔认定优秀的创新创业人才。这项政策最大的突破点是对高层次人才的认定不再局限于学历、资历等指标，而是由我们业界举荐委员，这些“伯乐”相才鉴才，将人才的评定权交到与产业市场更加接近的举荐人手中。

我们去年产生了29名举荐人才，人才举荐制作为创新人才评价机制的一种探索，对传统的人才评定机制是一个有益的补充。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举措、推动人才引进，逐步从评审制转向以企业的薪酬、风险投资的注资，还有运营绩效知名榜单、专家举荐等为主要依据的综合评价体系。将来这些因素都可能产生我们的人才评定，持续增强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凝聚力，吸引更多一流人才到南京施展抱负，成就梦想。（来源：央广网）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伊彤：

服务人才强国战略，实施创新驱动，激活人才创新创造活力至关重要。建议深化职称制度改革，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把握职业特点，让专业技术人才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深耕专业；消除各种有形无形的“栅栏”，为专业技术人才“松绑”；直面社会关切，直击制约人才发展的难点、束缚创新创造的“堵点”；围绕用活用好人才，促进人才评价与使用紧密结合，满足各类用人单位选才用才需要。（来源：中国人大网）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首席技术专家张锦岚：

没有对基础科研的投入，就解决不了我们装备创新的问题。目前，科研报价预算制在具体操作方面存在一些缺陷，科研人员被经费审计困扰的问题依然存在。科研人员既要懂科研，还需要懂财务的现象比较突出，科研经费的使用需要更加符合实际情况的制度保证。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充分尊重和信任科研人员，赋予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决策权。建议国家在科研经费使用细则方面建立相关规定，允许科研经费跨科目、跨项目使用，有效促进科研经费的正常流动。同时启动科研经费的认定程序及标准，提升科研单位及人员投身科研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此外，建议地方和行业在中央对科研工作精神落实方面加大力度，让经费真正为科研服务。（来源：中国人大网）

三、关于人才流动与配置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外国语大学校长秦和：

当前，振兴东北迫切需要着眼于整个地区的产业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加强人才工作的系统谋划，为东北地区招揽储备一大批高层次人才，为东北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建议加大对东北振兴的人才倾斜力度。解决东北地区的人才困境，需要国家层面给予特殊支持。在国家各类高层次人才计划下，还应立足东北具体行业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设立特殊人才岗位，在户籍、编制、待遇等方面，给予创新性支持。

吸引人才，为人才流失“止血”，实现才尽其用，从根本上讲，需要良好的人才工作环境。为此，一方面，要推进薪酬制度改革，大力改善人才待遇，营造尊重人才的氛围，改革人才考核机制，给人才充分的施展才华的空间。另一方面，要严格人才选拔，确保选出真正优秀的人才。为此，可考虑探索建立有独立第三方参与的人才选拔和评价机制，确保选人、用人方面的公开、公平、公正。（来源：中国人大网）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宁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余红艺：

2018年，宁波相继引入了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乌克兰国家科学院等10多家知名高校院所的校区、研究生院和研究机构，伴之而来的是人才净流入率由之前在全国20位以外徘徊，迅速跃攀到全国
第二。

深化产教融合、产学研结合、校企合作是高等教育，特别是应用型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宁波拥有28个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居国内城市之首。这些资源和优势，将有利于引导和推动区域内的高校建立起完善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产学研结合体系、实用化教育培训服务体系，提升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支撑和知识贡献能力，加快形成城市能级提升和高等教育发展良性互动的格局。（来源：中国人大网）

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市长王新伟：

2015年以来，郑州持续推进“智汇郑州”人才工程，出台了吸引力强、覆盖面广、含金量高的“1+N”政策体系，努力让各类人才在郑州创业有机会、创新有平台、发展有空间、生活有温度，形成了全视角引才、全链条育才、全方位用才新格局，2018年吸引20多万青年人才来郑创业就业。

郑州着力优平台，打造“创新之城”。持续推进企业、平台、人才、机构“四个一批”，加快科技与金融、军工与民用、国家与地方、产业与院所“四个融合”，推动孵化器、众创空间、“双创”综合体齐头并进，让各类人才创新创业有平台、有载体。着力优环境，打造“宜居之城”。着力优服务，打造“幸福之城”，创新实施有温度的人才落地政策，为高层次人才在落户、居留签证、子女入学、社会保险、医疗健康等方面提供更便捷、更高效、更规范、更全面的优质服务，让各类人才落地便捷、生活无忧。（来源：大河报）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王济光：

去年以来，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我国各大中城市争相放开户籍准入条件，以吸引优秀人才。户籍制度改革与人才引进政策的一致性，在于它本身就是需要与现代人口迁移规律相适应的人口管理方式。但是，仅仅依靠区域性的地方探索和以吸引人才集聚为导向的户籍改革，或许可以在一时一域取得突出效果，但如果在顶层设计上长期久拖不决，则有可能会延误甚或丢失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历史
机遇。

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户籍制度，既需要由国家依法收集、确认、登记公民的人口基本信息，更需要建立一套能够把人口流动、人力管理、人才引进与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等整合为一体的法律法规体系。理性而言，我国今后一个时期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与要点，应当树立一种“全国一盘棋”的大局观念，做好顶层设计，稳妥推进实施。（来源：中国政协网）

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政协副主席尚勋武：

人才外流对西部高校来说几乎就是“抽血”，对有些学科来说甚至是“伤筋动骨”。建议中央财政设立“西部高校教师队伍建设专项基金”，发挥引智和稳才的作用。同时，在严格管控、确保质量的前提下，扩大西部高校的博士研究生招生指标。这样就可以为西部高校培养更多适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人才提供保障。（来源：中国政协网）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研究院研究员顾行发：

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若要在科技领域大踏步前进，在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最终还是落到人才的竞争。建议国家以多层次高技能人才为重点，开发利用好国内国际2种人才资源。

我国缺乏面向海外归国人员的现代化信息平台，这导致国际国内、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建议应当务实推进海外人才为国服务。为海外归国人员建立统一的政策信息平台，优化海外人才归国方式和程序。建议创建海外人才回国创业支持基金，建立归国人员到企业试验性就业的 “企业硕士后”“企业博士后”制度的建议。（来源：人民网）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民族大学校长谢尚果：

合理有序地流动，对人才资源充分利用，那么则有利于促进人才成长、调动人才的积极性。如果是无序地流动，仅仅靠高薪来“挖”人才，则会导致人才心态浮躁，这样是不可取的。

建立国家高层次人才流动管理专家委员会，加强对人才流动管理，制定国家高层次的人才准予流动条件；规定高层次人才在体制内任职或兼职政策，严禁人才在体制内到处兼职领取数份薪金现象。（来源：人民政协网）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张健：

我国在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工作中，还存在统筹协调不够、引进力度不大、政策不够完善等问题，人才引进的数量和质量均有待进一步提高。

建议引导各地各部门立足于自身的产业基础和实际需要，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同时，加强信息整合和共享，建立全国海外高层次人才信息化管理系统，搭建“海外高层次人才信息共享平台”，保证人才信息准确、全面、及时。加快建立健全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绿色通道制度，缩短评价、审批时间。探索实行海外高端人才税收优惠政策，对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的个人所得税给予适当减免；对持有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外籍高层次人才来华创办科技型企业，享受国民待遇；同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进一步完善技术成果转化制度，对所引进的海外高端科研人才适当提高科研成果转化收益比例。设立国家级海外人才寻访资金，依托知名“猎头”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寻访我国科学研究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所需要的高端人才。（来源:人民政协网）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

乡村振兴建设过程中要加快农村信息化进程，找出有力抓手，逐步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应从加大政策支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强化科技支撑等方面入手，找出有力抓手，加快智慧乡村建设步伐。推进智慧乡村建设，人才短缺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一方面，要鼓励人才下乡、“城归”回乡、民工返乡，多渠道、多形式广泛参与智慧乡村建设；另一方面，要组织开展针对村干部、村信息员、村民以及镇村企业、农合组织等不同受众的多样化信息技能培训，并将这些培训纳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范围。（来源：中国人大网）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广安市市长曾卿：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是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广安注重“本地郎”的培养，一方面盘活用好“土专家”“田秀才”，鼓励他们认真学习先进的农业科技知识，不断提升农业经营管理水平，提高对市场风险的防控能力，仅2018年，广安便培训新型职业农民2100人。同时，出台人才新政，吸引各类人才返乡创业，支持外出务工经商人员返乡领（创）办各类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农村产业。2018年以来，广安吸引了1300多名各类人才返乡创业。在引进“外来女婿”方面，广安建立了“县引村用、岗编分离”模式。通过实施培养和引进人才的措施，广安农村实用人才已达到10.2万人，同比增长4.97%。（来源：中国
人大网）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榆树市刘家镇永生村党总支书记王艳凤：

永生村是个有着231户贫困户的贫困村，去年基本脱贫。结合脱贫攻坚的亲身经历，我认为农村彻底脱贫振兴，有“志”还不够，更得有“智”。提“智”加强技能培训是一方面，还要把农村走出去的年轻“智”力引回来。将返乡创业与脱贫攻坚有机融合。农民吃苦耐劳，可是没思路、没技术，不会巧干。然而外出务工求学的年轻人经历过市场磨砺，有资金积累、有技术专长、有从业经验、有营销
渠道。

建议国家加强对农村人才扶持力度，吸引他们返乡创业，推动“一人打工，一家脱贫”的加法效应向“一人创业，一方致富”的乘数效应转变，激活农村脱贫攻坚的内在活力。要精准施策，建立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人才库、项目库、专家库，做到各类信息精准匹配，为引才返乡打下坚实基础。同时，推进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政策服务平台、金融服务平台、商务联络平台建设。（来源：中国
人大网）

全国人大代表、来宾市武宣县黄茆镇上额村党总支部书记郭以录：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农村的工作机会多了，生活环境好了，人才也就留住了。目前人才匮乏、外流的问题制约着不少农村地区的发展。我建议：一是在乡村医疗、养老、贷款、技术培训等方面给予优惠，让人才对返乡创业动心；二是加强同外出务工人员的沟通联系，提高返乡务工、创业人员的待遇，让愿意留在乡村建设家乡的人才安心；三是营造更舒适的生活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让老百姓住得舒心。同时，还要注重培养本土人才，激发村民干事创业的热情，引导村民成为技术能手、致富带头人。（来源：中国人大网）

全国政协委员、旭日国际集团副主席蔡加讃：

要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实力及影响力，人才是第一关键，除了要吸引、凝聚国内人才外，还要积极吸引国际高端人才、投资者和创业者，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世界创业、创新、投资、发展的热土和乐土。

栽好梧桐树，才能引得凤凰来。国际人才提供就业和生活便利是前提，建议为特定产业的外籍人才提供优惠税负。香港以低税负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认同和接受，建议参考香港的税制，为特定产业的外籍人才提供优惠税负，这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一大优势。还可以制定专属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外籍人士银行户口及通讯账户，适度放宽在大湾区内留学、工作、创业的外籍人士的外汇管制等，吸引更多外籍人才进驻粤港澳大湾区。（来源：中国政协网）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科学院副院长曹阿民：

在过去一年的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的相关调研中，我发现长三角地区人才资源配置不平衡等因素，已经导致了企业发展过程中高新成果评价、新产品的地方检验认证认可等实际需求难以
满足。

目前长三角区域80%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大型科学仪器与装置、重点实验室、院士等高端人才集中在上海、南京、杭州、合肥、无锡、宁波等区域中心城市，而位于边缘地区的三线、四线城市的科技资源占比较小，能够享受政府创新政策的优惠较少，部分城市更是存在人才单向流失问题，影响了其参与推进长三角人才资源共享计划的积极性。同时，一些三线、四线城市人才资源尤其是专家资源缺乏，在受理高新技术企业的成果评价或新产品检验、认证认可时，由于缺乏相应领域的专家资源，造成成果或新产品的推进障碍与困难。

建议建立长三角专家资源人才库，搭建专家资源共享平台。通过建立产业应用类、科技创新类、医师类、科技服务类等长三角多元专家库资源，建立信息互通互联机制，实现长三角区域专家资源与区域产业、社会保障需求的有效对接，充分挖掘关系到经济、科技、民生等领域的人力资源潜能。同时，实施开放的人才流动机制，探索专家人才多点执业。对于缺乏专家资源造成的组织评审不力的情况，建议地方政府借鉴国际评审制度，采用联合评审的方式来实施成果评价，满足企业发展需要。同时，发挥具有国家、国际评估资质的机构的作用，加强不同地区之间的成果评价协同和新产品认证认可互认。（来源：中国人大网）

全国政协委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张国俊：

影响国际人才引入的因素很多，而相对保守的移民制度成为我国吸引国际人才的主要障碍。建议从顶层设计方面为国际人才申请“中国绿卡”降低门槛，建立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反映市场需求、条件简明、标准量化清晰的评价体系，大幅提高“中国绿卡”发放规模，将真正符合国家发展需要的顶尖人才迅速引入；根据我国不同地区的区位特点和发展方向，因地制宜出台政策，让各地区都能够享受到引入国际顶尖人才“红利”；设计科学的引进人才评价标准体系；完善移民系统与相关部门的沟通机制，减少各类审批和办理流转环节；扩大有关证件办理日常生活事务使用范围，保障持证人与国民待遇一致的权利，切实增强国际人才的归属感和获得感。（来源：人民
政协网）

四、关于培育创新文化环境

全国政协委员、中星微电子集团创建人兼首席科学家邓中翰院士：

1999年，新中国50周年大庆。我站在观礼台上，看着工农教科各个领域的彩车从面前驶过，接受人民的检阅，内心激动，也有一些惭愧不安，我在国外求学多年，做了不少芯片，却还没为国家做过一片芯片。观礼结束后，我和团队决定，回国创业。10年后的2009年新中国60周年大庆，我有幸站在彩车上，拿着我们自主研发的芯片，佩戴6枚奖章，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想建议国家邀请海外人才代表回国参加国庆观礼。也许在新中国80周年庆典上，又会有一批留学归国人员，带着自己的创新成果，在彩车上接受人民
检阅！

芯片产业对于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具有关键作用，也是容易发生“卡脖子”的领域。它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一个企业的事情，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事情。从我本人来讲，作为一名院士、无党派人士，特别现在成为一名全国政协委员，我感到有强烈的责任感，为国家在这个领域能够取得一些国际话语权，在产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过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一方面，我们要抓住历史的机遇，不断推出新型技术产品以及大规模的应用。另一方面，要积极履职尽责，把自己这些年的经验、观察和所思所得，分享出去，为产业发展提出高质量的提案，带动更多的年轻科技工作者，投身到集成电路芯片产业中来。产业有了吸引力，人才供给质量也会快速提升。（来源：中国政协网）

全国人大代表、广汽集团董事长曾庆洪：

高品质的发展要通过创新，最主要的是通过人才、机制体制的创新来实现。广汽一直非常重视人才招聘和培养，在硅谷、底特律和洛杉矶都成立了研发中心，实现人才全球化，这对高质量发展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同时，在体制机制方面，我们给研发人才创造更好的科研条件，给工程师、设计师提供更好的平台，产销研一体化，使分配机制、激励机制更好地发挥效用。”

通过对全球技术、人才、平台的把握，我相信中国制造、中国的自主品牌汽车完全会具有全球竞争力。未来汽车也一定离我们不远。（来源：中国人大网）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委书记刘奇：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江西持续优化人才引进政策环境，以“保姆式”服务为人才创造良好发展条件：打好人才亲情牌，引导鼓励赣籍人才回乡创新创业；健全完善人才培养使用机制，统筹推进省“双千计划”、院士后备人才培养计划、主要学科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培养计划等人才培养工程，加强青年人才、高技能操作型人才培育，按照项目、基地、人才一体化的模式，注重在重大创新实践中培养、造就和集聚人才；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着力打造
“双创”升级版。（来源：中国人大网）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南昌市市长刘建洋：

南昌市将从3个方面着力，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智力支撑。一是营造氛围聚人才，打造人才向往之城。将进一步加大“人才新政”的宣传力度，抓好人才新政的实施，快速打出更多的“组合拳”，真正把100亿人才资金用好用活，让更多人才看到南昌引进人才的力度和诚意。二是搭建平台引人才，打造英雄用武之城。南昌将围绕产业链布局人才链，依托人才链提升产业链，深入实施全市工业四年倍增、服务业“十三五”倍增、农业产业提质增效行动计划，大扶持、大投入、大倾斜，推动新兴产业规模化、传统产业高端化、生产性服务业现代化，着力打造区域产业高地；统筹推进“洪”字号系列人才工程，主要围绕该市重点打造的“4+4+X”产业体系，吸引国家大院大所、知名高校、上市公司及大型企业在昌设立研发机构，加快推动中科院苏州纳米所南昌研究院、南昌同济江铃汽车创新研究院、VR产业创新中心、北航江西研究院、哈工大机器人南昌智能制造研究院、中山大学南昌产业研究院、同济大学江铃汽车创新研究院南昌分院等创新和研究平台建设，力争5年内全市建成100家院士工作站、博士科研工作站、国家工程技术中心、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创新平台。三是配套举措为人才，打造精英荟萃之城。对于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而言，物质并非他们考虑的最重要因素，事业的成就感、生活的舒适度、良好的学术氛围以及对创新创造的宽容等，都是人才十分看重的因素。南昌将坚持引凤筑巢和筑巢引凤并举，全力打造安心舒适的“硬环境”和干事创业的“软环境”，加快形成重点突出、层次分明、覆盖广泛、精准有效的“1+N”政策体系，着力解决事业和待遇两大人才最关心的问题，给人才实现梦想的舞台、给人才舒心生活的空间、给人才应得的待遇和荣誉，让人才有更多的归属感、自豪感、荣誉感。（来源：中国经济导报）

全国政协委员、深圳市政协主席戴北方：

深圳实现从“腾笼换鸟”到自主创新的历史性转变表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本途径在于科技创新，关键在于全面营造良好环境，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要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的理念，营造追求成功、宽容失败的人文环境；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营造有力有效的政策环境；坚持竞争中性原则，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坚持培养和引进并重，营造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的成长环境；坚持深化“放管服”综合改革，营造充满活力的综合创新生态环境。

建议加快政策链与创新链的无缝对接，对现有政策实施情况，及时评估、动态调整；对有悖于激励创新的陈规旧制，抓紧修改废止；对国际通行的贸易规则、产业标准和契约精神，要认真加以借鉴和遵循，让政策更好地引导创新、服务创新。

深圳创新成果迭出，得益于国内外各类创造性人才的有效集聚。要在管理机制上放权，在评价机制上放开，在分配机制上放活，加快构建更具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尤其要把发现、培养青年人才作为重要责任，为他们施展才干提供更多机会和舞台。（来源：新华社）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汕头市委书记方利旭：

近年来，汕头理顺功能区和行政区职权划分，国家高新区在扩围中焕发新活力。化学与精细化工广东省实验室正式挂牌运作，与9个院士团队及境内外22家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了合作关系。汕头市实施“人才政策30条”和人才引进“金凤计划”，省人才发展改革试验区、海内外人才工作联络站、“海智”基地蓬勃发展。

我们将继续向改革创新要动力，着力构筑高水平的区域科创中心和人才高地：一是筑巢引凤打造创新平台，以新理念、新模式、新化工、新产业为目标，突出前沿性和应用性基础研究，把省实验室打造成为汕头创新发展的新名片和转型升级的新引擎；二是坚持构建创新体系，出台实施院士工作站和科技特派员工作站管理办法，完善投融资、创业导师等服务功能和政策配套，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三是集聚创新人才，全力打造集聚人才的强磁场，通过项目合作、聘请顾问，以及亲情联络、定向推介等方式，做好“项目式”引才和“情感式”引才两篇文章。（来源：中国人大网）